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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人看来，冯小刚老师应该是个成功人士，但冯老师也有自己的苦衷。近日他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不经意说了出来。记者问他，怎么谁也不讽刺了，片子（《非诚勿扰》）看下来挺温暖的。冯回道，“现在，你讽刺谁呀，你只能找弱势群体开刀，稍微强势一点的，你谁都不敢说，说了谁都承受不了，都没有这种承受力，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冯老师这一声叹息，正是中国文化界的现状。冯老师是华谊兄弟的大导演，按说话语权早非一般围观群众可比，但仍然小心翼翼，看人下菜碟。这与普通群众“惹不起总还躲得起”的心态是一致的。从古以来，讽刺就是一种常见的文艺表达手段，如今竟然到了要消亡的地步。这个社会已经脆弱到承受不了讽刺。
    放眼看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讽刺力度的文艺作品。即便冲破重重阻力出版或者发行了，也是被删改得满目疮痍。冯小刚坦承，“你想弄一个有锋芒的东西，得躲开很多，但是你这一躲就弄得不伦不类了。”我们的文化产业，实际上是在一种被阉割的状态下发展的。一来因为有一些部门是专门干这个。二来，人的心态也变得紧张和脆弱，不敢直面讽刺背后那种令人窒息的真实。
    从中国有文字以来，便有讽刺形式的作品。《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说的就是如何委婉批评，说到要害。刘勰还在《谐隐篇》中举例道，“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
    之所以要引用这段，乃是因为两千多年前，讽刺便具有匡扶正义的功用。齐威王、楚襄王都因为别人的“微讽”而从善弃恶，所以《史记》才设《滑稽列传》彰显这种讽刺。《滑稽列传》里说优孟“常以谈笑讽谏。”后世的伶人，主要是用讽刺来演戏的。换句话说，文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就应该是讽刺而不是其他。
    再举个例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在大都城里看到赵敏设计的花车游行，里面安排了几个演员反复表现屠龙刀、倚天剑的失窃过程，企图以这种讽刺的手段告诉张无忌真相。“张无忌此时更无怀疑，情知这三车戏文定是赵敏命人扮演，料知他和周芷若要到大都来，是以这般羞辱周芷若一番。他俯身从地下拾起几粒小石子，中指轻弹，嗤嗤连响，将第三辆车前的两匹瘦马右眼睛打瞎了。”
    张无忌这个笨蛋是看不懂讽刺的，只觉得赵敏是羞辱他们。这跟冯小刚说的情况何其相似，被讽刺对象不仅听不进去意见，还要下手阻挠迫害之。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还不如张无忌的那个时代。因为导演在打算讽刺的时候，先自我审查、自我阉割一遍。等戏文真正演出来的时候，就是红旗飘飘形势一片大好了。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讽刺者的出发点一般是善意的，是为这个社会好的，如果用意不善的话，鲁迅称之为“冷嘲”。对讽刺的容忍程度大小与社会和谐程度成正比，讽刺越发达的地方，见不得光的行为就越少。
    记得有一年，黄宏在春晚的小品里说，“相声越来越像小品。”讽刺就是相声的生命。如果依赖那些打情骂俏、自我羞辱的段子来取悦观众，那就不是相声。我们都知道，如今经典的相声段子都是很多年前创作的，时代已经不允许相声来讽刺了。中央电视台有一档《X点访谈》的节目，先朝总理题过词的，其监督对象的行政级别越来越低，据说已经到了县一级，很多情况就如冯小刚老师说的那样，“都没有这种承受力。”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直接的批评不可以，善意的讽刺也不可以，所以大家只好善意装傻。我见过一种对犬儒主义的解释是这样的：“既然我无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
    社会的犬儒化使得文艺作品只能“找弱势群体开刀”，大家集体沉浸于对弱势群体的嘲弄所产生的快感之中，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冯老师这么干有他的苦衷，因为要公映，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我们需不需要这种快感？

 

      以前听说谢国忠老师写文章喜欢用英语，我觉得挺好的。民国时期的本科生论文也要求英语的，比现在的博士生水平还高些。见识一般的经济学家，不敢用英语写稿，马脚立刻就露出来了，只配在国内忽悠老百姓。
    前几天，《证券日报》的董少鹏说，谢国忠其实是美国人，是遏制中国股市的海外势力的代言人。我觉得很奇怪，有这么热心给中国股市提建议的美国人不是挺好么，为什么还要批倒批臭，还拙劣地给人扣上“海外势力”的帽子？谢国忠老师后来发表声明说，他是中国公民，去世行是政府同意的。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董少鹏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么？有什么资格说谢国忠是美国人？光是看“谢国忠”这名字，就比“董少鹏”更爱国一些。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给中国股市挤挤泡沫就是其中一种。2007年下半年，有一批居心叵测的经济学家跳出来说，中国股市可以上8000点，后来我们才知道被骗了——丫们说的是深市。
    谢国忠这样“一个被愚钝外表和华丽经济学词藻包裹的”中国公民，却被股民认为是预言比较靠谱的经济学家。中国股市的问题，凡是炒过股的群众们都很清楚，网上还有“股市有XX，入市须谨慎”的段子。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奥迪进去，奥拓出来，美国人进去，中国人出来。”善意提醒中小股民的人，却被董少鹏之流扣上“遏制中国股市”的罪名，这不是故意和人民群众过不去么？   
    如此，我建议，声称2008年大盘上万点的所谓经济学家（这些不靠谱言论都可以搜索出来），可以去董少鹏那里申请“繁荣中国股市”的奖状。或者由董少鹏向证监会提出申请，给这些人颁奖。可是，我们知道，救市需要的钱，不是扯淡的忽悠言论。这世上如果有天遂人愿那回事的话，中国股市应该早到10万点了，这还是沪市。
    假如真如董少鹏所说，熊市是因为谢国忠等一干唱衰中国的“美国特务”造成的话，那董少鹏应该去公安部门报案，把谢国忠等“特务”抓起来。专政手段比救市手段不是更简单么有效么？“坚定看多”的董少鹏，如果办到这一点，简直是中国股民的大救星。他要是愿意这么干，我就拿上二胡去陶然亭《证券日报》大门口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董少鹏。”
    早些年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些左派文艺青年，写出来的文章很不像样，就有一些人站出来说，他们是拿了卢布的。当然，里面有一些冤枉的，鲁迅也站出来情义相挺。说归说，后来确实有证据表明，他们有一些人确实是拿了俄国人的钱忽悠中国人。这种思维延续到现在，一些人动辄就说某某拿了美国人的钱，是“海外势力的代言人”云云。
    前一阵有个从美国拿了博士回来鼓吹新威权主义的著名学者，一本正经的打听某报业集团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在中国做新闻，好像自己当初念书根本没花过美国人民的钱。这种刻意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成敌我矛盾、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揪出潜伏在人民内部的汉奸的红卫兵作风，是很值得鄙视的。
    我们集体乘车去广场看升旗，这是公费爱国。董少鹏自己写文章批判“汉奸”谢国忠，就属于自费爱国，不是组织行为。照董少鹏的说法，凡是跟外国有点关系的人都在可疑之列。叶剑英元帅是马来西亚归侨，叶飞上将是菲律宾归侨，都属于不可相信的那一类人。至于拿了新加坡护照的巩俐，那早就应该开除出政协会议。
    这个老套路是这样的：只要是不同意见人士，要么打成叛徒，要么打成内奸，要么打成工贼，要么兼而有之，要么就说人家有“海外势力”支持。在中国，搞学术争论有一项“秒杀绝技”，就是只要占领了“政治正确”这个制高点，争论对象立刻缴械投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董少鹏本人也说过，他是“站在政治高度看中国股市的”，所以谢国忠就是“汉奸”。现在，我要和董少鹏争论，我只要站在政治高度，说他“瞎折腾，不和谐”，那他是什么？又在为谁代言？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春运期间，一趟热门线路居然有两节车厢空无一人。与此同时，买不到该趟车票的民众却无法回家（见《南方都市报》1月13日相关报道）。不论铁路部门如何解释，都是无法解释的，也不需要解释——要么是因为黄牛党，要么是售、订票规定不合理，反正是铁路部门的票务调度出了问题，否则断断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事情。
    这可是中国的春运啊，一年一度的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活动，但铁道部貌似从来都不打算让人民群众安心过年。每年过了元旦，铁道部双手一摊，作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一票难求依然难以解决。”机构改革改了20多年，只有铁道部“年年岁岁花相似”，遇到的全是老问题，没有新问题。纳税人省吃俭用养活铁道部这么多年了，这个部门一点感恩戴德之心都没有。
    以前铁道部修百年客站的时候我就说，铁道部面临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与铁路服务长期低劣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铁道部从来就没做过什么实质贡献。去年春运，女大学生冷静在芜湖车站被火车轧死，本来以为铁道部会吸取血的教训，但是没有，在春运问题上，血的教训迎来的只是下一个血的教训。
    就这样的部门，一到全国两会，就张口要钱修路。诚然，中国铁路运力紧张，人民群众都知道，但每年都有天文数字的预算给铁道部，硬件问题国家从来都不吝啬给钱。但春运却不涉及硬件问题，考验的是铁道部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现在的情况是，硬件更硬，软件却更软。“一票难求”的原因不是因为运力紧张，是因为部门利益作祟。
    人民群众呼唤多年的实名制铁道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实在搪塞不过去，以“设备不完善”为由应之。铁道部连万分复杂的子弹头动车组都自主研发出来了，难道连身份证读卡器都造不出来么？难道子弹头真是整车进口的不成？道理毋庸多说，每年春运期间，对铁道部门的批评文章如汗牛充栋般，但铁道部依然岿然不动。
    前两天有两个专家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文章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照这种逻辑，最不爱国的就是铁道部了。火车票这种刚性需求，全国四分之一的人都需要，不客气说，是最大的内需，但售票窗口就是没票。人民群众手上拿了钱铁道部就是不要。转过身，黄牛手上拿了大把的票，任君选择，加价五成。看来牛年拉动内需，黄牛与有荣焉。我看今年这个牛年可以改叫“黄牛年”。
    还有，咱们这儿的《宪法》中分明写着迁徙自由，到了铁道部这里，这种自由生生被打压得不成样子。现在广州北京都不需要办暂住证了，本来是迁徙自由的一大进步，结果被铁道部一下子拉回十九世纪。要告违宪的话，铁道部是跑不了的。
    不过，到了除夕，想回家的人多半还是能回去，说明运力还是够的，就是服务太差了，关键就是售票，这是“怨声载铁道”的最重要原因。要是售票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怨气会消一大半，毕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几十个小时都忍过来了，能买到票，我想去铁道部大门口送感谢信的人都有，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特能忍，但能忍并不是铁道部拿钱不办事的理由。
    一言蔽之，铁道部是市场经济施行三十年来，最无心参与市场经济的部门。车票倒是“市场经济”了，服务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一些人口口声声说火车票属“市场调节”，完全是无稽之谈。只要存在铁路部门的垄断，根本不可能市场化，市场化首先就是打破垄断。
    从最近几年的春运情况看，年初最不和谐的部门恐怕就是铁道部了，会把全国的和谐指数往下拉好几个档次。民怨沸腾的背后，铁道部难道不觉得内心惶恐么？拿着纳税人给发的薪水，就丝毫没觉得有愧于民么？当然，铁道部不会在乎这个，因为，因为他们是铁道部。

    欣闻陕西今年政协会议节省了200万元，节省的办法很简单，会议减少两三天，改为自助餐（见《华商报》1月12日相关报道）。这真令人惊喜交加，惊诧之处是，原来开会要花这么多钱，惊诧之余忍不住放心，幸好还省出来了。更为欣喜之处则是，幸好，这消息还公开了，纳税人可以为此略微放心。
    这笔账不难算，600余名政协委员节省200万元，平均每人少支出300余元。陕西方面公布这一消息后，外界好评如潮。其实，厉行节约本应是政协会议份内之事，此前的大宴小宴铺张浪费本就不该。不客气说，节约来得太迟了。这是第十届二次会议，每年开一次，都按照今年的办法开，节约的人民币将极为可观。
    不过，过去已经花掉的会议费，也追不回来。陕西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发源地，一直倡导的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陕西的会议是最该节省的。不过，比起邻省的河南，陕西的节约也不算多。2007年中共信阳市委书记接受采访时说，禁止公职人员中午饮酒后，半年节省4300万元。也就是说，假如中饭喝酒的话，一年要喝掉8000多万。
    这些数字真让人大开眼界。假如公众要求官方公布以往的会议费或者午饭饮酒费，相信是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全国三十多个行政区，假如都愿意按照陕西的办法开政协会议，节省的费用或许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不仅如此，同时在召开的人大会议也应该一切从简——这笔账算起来真叫人兴奋不已。节省的空间是无限的，只有愿不愿的问题，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会风的改变，从公布费用做起，这点陕西已经为其他省市区做了表率。从代表、委员的数字观之，各地的差距不是很大。开会程序也一样，相信节约方式也大同小异，无非是减少会期，降低就餐、住宿标准等，做起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况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既然是为民请命而来，严苛要求自身亦不会太难。
    孔子当年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可见吃饭睡觉的标准在圣人那里也不过如此。以前新闻报道经常批评某些官员“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云云，在我看来，官员要是把衣食住行的标准跟普通群众混同，那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这种“混同”不是坏事，就怕做不到。
    一切公务费用支出，皆来自纳税人。陕西公布这个数字仍嫌不够，在公布节约200万元之后，还应告诉公众，这次会议花了多少钱。这本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明载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凡事都有个成本与利益的关系，纳税人花了这么多钱让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为民代言，那么政协委员的提案、人大代表的议案，是否值这么多钱，纳税人当然要知晓的。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自最近两年通货膨胀以来，普通百姓过日子的紧张，不知道主席台上的领导是否有体会。报载，重庆的百姓为了抢降价食用油，居然有数人遭踩踏致死。他们都是老老实实交税的纳税人，钱来得很不容易，当然得掰开了花。小到一家，大到一国，情虽非一，理无二致。
    要言之，陕西方面此次秉持信息公开原则，把以前被列为秘密的从未公布的会议费信息告知公众，在支出方面至少出现部分透明，期望他们这200万元能真正省下来，而非停留于言语层次。次则，对纳税人、对公众的尊重，是为政者不可不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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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这事儿，有很多种洗法。早些年国营大浴池搓泥那是一种，图个身心愉快，热气腾腾中，满眼是晃动的白肉，最好的说法是第三产业，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如今的洗澡，却被赋予“文化”意义，拔升为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听说马鞍山因为洗浴业发达，要打造“中国浴城”，这等气魄，足可睥睨世界。
    以“中国”冠名的“中国某城”这种句式，原不鲜见。洗浴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之时，只能说明这个城市的其他竞争力已经丧失殆尽。马鞍山编制的规划中说，“走出钢城，走进浴市”，表明其对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急切。病症是找到了，却开出一剂不怎么像样的方子。
    马鞍山跟鞍山一样，都是重工业基础的城市，不是煤就是钢。从车间出来洗澡，是产业工人的生活习惯。不过九十年代以后，洗浴中心这一行业，已经被打上买春行业的标签，原是众所周知之事。我无意指称马鞍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据闻马鞍山的洗浴行业还是比较正规的，有网友甚至将之评价为“领导满意，太太放心”，可见其健康的一面，当然，跟其他一些在BBS上颇为有名的其他城市相比，这绝对是值得鼓励的。   
    只是，再正规的洗浴行业，也不过是洗澡吃饭打麻将而已，跟大澡堂子一样，也是图个身心愉快，看不出其“文化”在何处，更看不出洗浴行业对于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何在，以至于提升到城市规划的层面。设若如此，我看长沙可以光明正大地搞“中国脚城”。我的一个朋友曾戏言说，夜幕降临之后，这个城市的一半人给另一半洗脚。只不过，长沙的文化产业，却是有目共睹。
    或曰，这是诗仙李白故地，马鞍山还有句口号叫做“中华诗都”。这种底气不足的生拉硬扯，起太白于地下，亦将“仰天大笑出门去”。若论“中华诗都”——如果一定要评这个名号，那也该是长安城。把古诗和洗澡联系在一起，能想到的就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单凭李白墓地，就称“中华诗都”，未免口气也大了一些。
    我不知道马鞍山的水资源是否足以支撑这个庞大的规划。中国城市水资源人均量尚不足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在节水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时，马鞍山却把第三产业中最耗费水资源的洗浴业作为目标，这恐怕不是“科学发展”的思路。当一些地方领导一拍脑门或者一拍大腿的时候，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主意。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这种情况现在极为普遍，只是在更多时候，“文化”只是一块特别没文化的遮羞布而已。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洗浴中心早已遍地开花。大家都是明白人，一些心照不宣的东西，那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至于“文化”，只要与城市规划沾边，多半都是很不靠谱的。很多时候就是在“文化”的名义下彻底“不文化”。
    前一阵山东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人们都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古代的官员，干点有文化的事情，多半都是修孔庙建学校之类。我以为某些地方官员可以效仿，比如修一下学校危房，建几个社区图书馆什么的，同样是搞基建盖房子批条子，至少表面上看上去，这样比修洗浴中心更有文化一些。

    三十年前的元旦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当日解放军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告台湾同胞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份针对台海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三十年过去，这份文件中的期冀与呼吁，如今大部分已变成我们眼前的现实。
    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讲话，再度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被称为“胡六点”的讲话，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要主张，也体现出三十年来中共对台政策的变迁与对台思路的演变。
    台湾官方对胡锦涛谈话以“善意、务实”评价之，岛内舆论也大多肯定讲话中的“新讲法、新意涵”。这篇文稿是胡锦涛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中最长的一篇，为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划定了路线图，即先讨论政治关系，而后建立军事互信，最终才是达成和平协议。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大背景下观察，这篇文稿有其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过去的三十年中，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敌我对立的冷战思维，也渐为共产党人抛弃。历届中共领导集体都能以开放而务实的心态与外界相处，对台思维亦与时俱进，三十年中也为之数变。两岸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渡到如今连接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正是来自这些变化。
    从“叶九条”到“江八点”再到“胡六点”，从“和平统一”到“和平发展”，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同属一个中国”，从“互不承认”到“互不否认”，当下的两岸关系，处于六十年来最好的时期。过去这三十年看似漫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却如白驹过隙，两岸迅速达致如此成果，殊为不易。
    文稿首次正面肯定了“台湾意识”的存在，这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升级版本，也是争取台湾民意的务实表达。台湾自1987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不再视中共为敌人，但同时岛内又出现鼓吹“台独”的政党。在反专制、争民主的背景下，民进党人引领了“台湾意识”的觉醒，并试图将之塑造为台湾的主流意识。
    随后，民进党将“台湾意识”等同于“台独意识”，并建立了一整套“台独”意识形态，并得到一部分台湾民众的认可。台湾直选后，民进党依赖这部分民意两次执政，给两岸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变数。如今这部分民众约占四成，不理解乃至反对两岸交流与互动。基于台湾的选举制度，这四成的民众需要大陆去说服，去争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岸在国际场合各有攻守，内耗极大。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与崛起，外交经验也逐步增长，台湾民众参与国际事务、分享全球化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其愿望却日渐强烈，自称“国际孤儿”。这种民意遂被民进党利用，并将其引导为对大陆的仇视与敌意。故而胡锦涛此篇讲话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释出善意，即是为了化解此种情况。
    国际空间关系到主权争议，一向是两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因为台湾岛内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权轮替，故而大陆方面从未敢掉以轻心。马萧上任后，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大陆考虑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为构建政治上的互信基础，大陆方面经过审慎考量，表示愿意“合情合理安排”。较之过去，这显然是不可想像的。
    讲话的另一个亮点是，首次直接对民进党喊话。过去民进党从未被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提及。台湾是多元的民主社会，任何言论及主张均受其“宪法”保障，有一部分民众对台湾前途有不同看法，故而民进党绝不会在短期放弃“台独”意识形态。这也需要中共未来与其进行善意沟通，消除误解，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考量，以台湾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逐渐化解这一难题。
    胡锦涛的讲话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一个中国”的既定基调。不过，“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与马英九“同属中华民族”的说法，已经是大同小异。两岸协商在未来的数年内，仍然会面临一些严峻考验。因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已经次第展开，争议日益稀少，唯政治协商议题将有些难度较大的障碍。期待两岸执事者，能以更多智慧与包容及更大的善意，共同擘划两岸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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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往往有一些人不能相信的罪恶，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发生。等看得多了，人也就麻木了。我相信，这个过程我们正在体验。山东莱芜的王秀英老人在精神病院被活活打死，以后精神病院再打死人，便会让人感觉这已经是常态。当罪恶成为生活常态之时，这个世界的荒谬便轻易不被感知，这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奥斯卡五项主奖的著名电影《飞越疯人院》便让人有这样的感受。思维正常的主人公麦克墨菲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千方百计要逃出这个千方百计折磨他的精神病院。在数次被打昏之后，他被强制“治疗”，切除了大脑前额叶，成为真正的白痴。精神病院给病人造成的巨大恐怖感，正是束缚人性自由的人间地狱。
    麦克墨菲最后被他的室友用枕头捂死。因为这个大脑同样正常的室友，认为麦克墨菲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活着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唯有一死，他才能真正自由。中国有句古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这样的。王秀英老人生前也被毒打数次，但却因此致死。连拒绝侮辱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电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血淋淋的事实。
    最近几年，很多中国人的经历写成剧本的话，够好莱坞拍到28世纪了。赵本山主演的《落叶归根》就是依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黑砖窑的童工至今还有失踪的，毒奶粉的赔偿也还没有定案，这个世界的荒谬和惨无人道，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这些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一再发生，我们却只有一忍再忍。
    精神病院是医院的一种，只是救护对象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可是如今，正常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肯定也会变成精神病。这是一种“无法自证其非”的病：你承认自己有精神病，那就要接受所谓的“治疗”；你不承认，他们会说，精神病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所以你还是有精神病。这是个很操蛋的逻辑，很像第二十二条军规。
    以前人们还是习惯把精神病院当成医院，但现在精神病院却承担了医院之外的功能。许多时候，强制人身自由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因为精神病院，本来就是强制病人人身自由的场所。在需要限制一些人行动自由的时候，只要将其鉴定为精神病就可以了。这里不需要法院的判决，公众对此亦无专业判断，故而成为新的为恶之地。
    有媒体前两天报道，某县政府网站上有一篇总结截访经验的官方文章，公然说，“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新京报》亦曾报道过山东某地将上访者关入精神病院。换言之，精神病院关了不少正常人，这已经几乎公开的迫害了。如果哪天我身边有写文章的朋友被关入精神病院，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最近几年，法律、媒体以及公众对于司法部门的监督越来越强，警察部门也是如此，至少在程序上很少出现瑕疵，因为这个程序有法律在规定。精神病院却是一个缺少监督却依然能限制正常人人身自由的地方，是一个无法用程序规范的地方，才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用来限制他人的自由。
    我相信，山东莱芜这样的精神病院，绝非孤例。也许我们所在地的精神病院，也存在这样的不法行为。去年11月，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杨佳的母亲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我很庆幸这样的消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飞越疯人院》的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美国的，如果他留在捷克，或许，他也会被送进疯人院吧。

 

    广电总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顿。在印象里，这个机关平日的工作似乎就是取缔和整顿两种，很少听说批准了什么好看的外国片子，大概也因为媒体报道得比较少，给外界感觉是个特雷厉风行的部门。这一轮接受整顿的是情感类节目。其实情感类节目没有什么不好的，也没什么可怕的，收视率高就说明老百姓认可。   
    据报道，整顿的原因是“情感类节目的选题应该更加健康，而不是仅仅反映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听了这一席话，我不禁对这个负责人具备高度先进性的见解肃然起敬。因为以前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是不太容易被反映出来的，现在反映出来了，而且也是健康的，只是“应该更加健康”，至少没有把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视作洪水猛兽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真是难得，难得。
    老实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一个一脸阶级斗争的男主播，经常半道儿把嘉宾的母亲啊爱人啊偷偷弄到现场藏起来，不把嘉宾逗哭了不算完。这样“哭哭啼啼”的节目早该整顿了。此次整顿，应该可以淘汰一批这种很山寨的节目，也是功德无量的大事。
    电视工作者经常说一句话：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就是电视工作者乐于奉献的。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往往就是对男女情感的艺术表达。历朝历代传之后世的经典也往往如此。比如“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妇孺皆知的“小李杜”便是个中高手。
    宋明以后，这种个人情感被理学束缚，渐渐成为禁忌话题。民国时代有一阵子放开了，但迅速被集体主义淹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当年谈对象是要组织开介绍信的，组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老大哥到处都是，集体意识侵入个体的空间让人觉得窒息。至于文艺节目，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王晓棠，一个刘庆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群众的个体情感是逐步释放的，慢慢从难以启齿羞于提及到公开而自信地表达。邓丽君早年的歌刚刚传入大陆，被定性为靡靡之音，“何日君再来”，太不知廉耻了嘛。连拿着话筒走着唱都是“资产阶级腐朽台风”。当时任仲夷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后来，人民群众渐渐接受了邓丽君、潘美辰、蔡琴、琼瑶。个体情感也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默许和简单认可。改革开放三十年，开放的不仅仅是国门，每个人的心扉也被同时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类节目有其存在的必要，它是人们敞开心扉消除心防的公开渠道之一。人和人之间，不谈感情就只能谈钱了，那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了，这多不好。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看这种现象，就会豁然开朗。我认为现今一些节目，非常符合新时期新闻的“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比如新华社的新闻说，九成五的贪官都有情妇，电视节目上大谈情妇，是不是贴近实际呢？我认为是很贴近的。许多社会普遍现象，比如大家痛其不绝的贪官情妇现象，电视节目应该着力反映批判，因为这才是尊重人的情感。
    又有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此言大谬。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一切为了市场，一切依靠市场。广大人民群众就是电视节目的市场，这又回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电总局对电视节目的整顿，应该按照“三贴近”的标准，保留那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而并非以“态度”、“格调”这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来执行，这才能真正贯彻和落实科学新闻观。

 

    北大最近颇不安静。季羡林先生的事情尚未了结，又闹出“教授做门卫”的新闻。本来，这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2003年河北就有教授在看大门发报纸。只不过北大一向是新闻焦点之一，传出来便举国皆知。此事极为简单，教授门房，各有安身立命之业，领导如此安排，显非明智之举。
    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着实苦不堪言。“反右”、“文革”中“臭老九”斯文扫地，太平日子过了没几年，便有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说，后来又拼论文，拼著作，评职称，一言以蔽之，一直都在折腾。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者，早已难觅踪迹。写出这幅对联的范文澜先生，晚年忙于政事，冷板凳也不好坐。
    作家萧乾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之时，曾有个令人叹惜的段子。收工归来，洗澡后躺在河滩上，他说，“我想起英国的海滩，游泳后躺在沙滩上，感觉很好。”旁边立刻有人问他，“你去过英国？”萧乾立刻惶恐不安地把话题岔开。这些大知识分子天天以挑粪养鸡为业，且不能公开提反对意见，内心对权力的畏惧可想而知。假如没有五七干校，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恐怕比实际要繁荣很多。
    民国年间的教授虽然饱经离乱，然而本职工作却并未荒废，课外尚有余力，一般是去别的大学兼课。北大老教授陆宗达先生，在北大南迁后，去中国大学教书，在辅仁大学兼课，一小时5元。即便再穷，也还是用脑力换钱，不可能去做茶房。《围城》里，在三闾大学那样的小学校，方鸿渐这样滥竽充数的教授，也还有茶房跑上跑下伺候。
    当然并不是说茶房就比教授低一等，只是这是一个社会分工极为明确的时代，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挣那一份钱，原本就说不上不公平。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月薪8元，彼时大教授月薪都在300元上下。毛泽东从未觉得有何不公，后来还称那段经历让自己获益良深。
    如果北大临床药理研究所让教授都“向下兼容”做门房，那无疑是浪费人才。当下就业如此不易，还让教授去争门卫的饭碗，是说不过去的。虽说是轮岗，总会浪费精力与时间。虽然一个教授只是一个晚上，但这时间累计起来，却很可观。教授一则不愿，即便从了，也是应付差使，效果并不好，看上去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北大一向敢为天下先，许多措施或者经验，其他院校是要向北大看齐的。这种创新，假如被其他学校模仿，那真要乱套了。也有人说，这是在明目张胆地侮辱知识分子。我想药理所的领导大概还没有文革中的那种戾气，充其量就是一拍大腿想出来的馊主意，不必上纲上线。今年都说好了不折腾，北大一开年就折腾，实在费人思量啊。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在的一部分教授，很难让纳税人满意。有的教授课余时间要么在抄书攒论文，要么去勾引女学生，反正干正事的不多，去做做门房，也算有点实质贡献。不过，不能因为一些教授不务正业，就干脆不要他务正业。如何让大学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研究科学的一方净土，现在说来还真是一道难题。
    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所谓的“俗谛”，就是与“真谛”相对应的俗世万物的具象，比如去做茶房。而“士”之责任，是发扬超世的见解与真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是万载不易之事。此处“不易”可以做两方面理解，一是万载不变的真理，二是，自古以来，做到这个往往都很困难。要言之，北大药理所还是不要折腾的好。领导少拍几次大腿，学术进步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