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个人榜

 

    整个2008年，让人目眩神迷。2008年的压轴之作，我本来以为是南京的周局长，谁料出现一个更雷人的小学生集体诗朗诵，且涉及的命题远比周局长的香烟问题重大。这段视频看过后，我觉得教授幼童诵读中国古代诗词，是一件颇为急切的大事。盖因《2009中国加油》这首“诗歌”，不论其立意还是辞藻，都无法表现出汉语诗歌之美。
    尤为重要的是，它以片面、激愤、似通非通的语言，将作者狭隘、扭曲的价值取向强加于小学生。这与破坏童贞的区别并不大。本来年底搞一些年度总结，是大人们应付差使的事情，没必要把孩子们拉扯进来，这个年龄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天真无邪地憧憬“穿新衣放花炮”的新年。至于“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这种口号，大人们喊喊就是了。
    在孩子们的启蒙时代，世界往往被描述成一个理想化的地球村。“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横幅，就挂在这个国家最巨大的广场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样的世界是美好的，单纯的，没有印巴问题，没有朝鲜核子危机，没有流血，也没有硝烟。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远非小孩子过家家时那种“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区分。
    世界万般复杂，孩提时代很难理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常识。常识是一种客观描述，不带主观色彩，比如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地球是圆的。告诉他们外部世界的基本样貌是什么，而不需任何主观评价。在孩子们价值观念形成的年龄阶段，要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就好比“抓周”，孩子喜欢什么东西自然会主动去抓。
    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们面前只有一种东西，不抓也得抓。大人的手还会伸过来帮孩子抓，完全不理会孩子们还处于价值养成阶段。扭曲的语言烙印，会伴随他们很久，强行灌输价值观念或是干扰这种常识学习，最后吃亏的就是大人。在反右与文革中，这样的例子还少么？回到常识，其实就是还给他们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非让他们长年在摄影棚中与道具为邻。
    这首让西方闻风丧胆的“诗歌”，就是这样的例子。“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已经相去不远。果然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要真的去解放那些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四分之三么？从义和团开始，反西方反了100多年了，哪一次真正地成功过？《天津一月记》载，“（拳民）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义和团之前，洋务派的大员们还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的是“中体西用”。那时候汉阳铁厂造出的钢炮，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中国产品，现在满大街楞是找不出一辆挂中国logo的轿车。这种荒谬体现在，反西方反了这么久，回过头来，我们的一切都与西方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关联还在不断深化。都把WINDOWS格了用算盘，那还怎么崛起？
    我此前曾说过，先反西方国家领导人、再反西方国家、随后反西方价值观、进而反普世价值观，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递进式的逻辑链条，蒙蔽性和隐蔽性都很大。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刚刚自豪地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单凭这句话，就说明普世价值毫无疑问地存在。比如，不要干扰孩子的天真无邪，就是中外同理。再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国和西方同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也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普世价值。甚至，我们这里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也是舶来品。
    100多年前，李鸿章就说，天朝像一个四处漏雨的窝棚，他也只能缝缝补补，打几个补丁修补一下BUG，但重做系统是不可能的。后来义和团进京，引发八国联军干涉，李鸿章从广东回京收拾残局，对义和团的越帮越忙的行为颇为愤怒，史传说他临终前“双目犹炯炯不瞑”。义和团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思维，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有诗云，百年魔怪舞翩韆，说的就是长期以来盘踞在中国的一些不良意识形态让人民多灾多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自1905年立宪以后，这100年算白过。天朝的系统后来重做过两回，此时又变成“打满补丁的大船”，只不过这个概念对小孩子来说为时过早。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接班人而不是义和团。依照这所学校的年终班会，只能按需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拳民。

 

 

海盗山贼，皆兄弟也

    旧历年底，电影《赤壁》下集终于要上映了。我对这个片子颇感兴趣，乃因片中笑料频出。上集里面，周瑜麾下有一员大将，名曰甘兴。余不之解，盖因东吴绝无此人也。讵料周瑜说，“甘兴甘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从前都是江洋大盗，不能随便开玩笑的。”我无意与导演开玩笑，但这个甘兴确是史所未书，颇有解释的必要。
    从“江洋大盗”上去推断，这里的甘兴当是甘宁。甘宁字兴霸，时人以“锦帆贼”呼之。因为他的坐船以蜀锦为帆，这在当时算是十分豪奢的装备。甘宁纠集马仔，危害乡里，陈寿说他“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甘宁腰间悬一个大铃铛，很像海盗的号角，这点倒很光明正大。
  《赤壁》剧本此处的另一硬伤是，“江洋大盗”这个词汇，晚至明季才出现。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云：“小妇人父及夫，俱为江洋大盗所杀。”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一回说，“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盗，因他善于使船，专能抢上风，踅顺水。”作为江洋大盗的甘宁，与后世的同行相比，令人不免有名不符实之讥。甘宁作案还是小儿科，为害乡里之烈，尚不若周处。
    在东方语境之中，江洋大盗已是为害甚烈，但与西洋之海盗相比，显是小巫见大巫。西洋历史上，对海盗之记述可谓史不绝书。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海盗多是瞽目持刀之徒，飘零海上，劫船为业。近月以来，各国商船，皆为索马里海盗所累。吾国已出兵船护航，为前所未有之举。
    自人类有海上航行以来，便有海盗这种古老之职业。爱琴海文明与东亚大陆文明的区别，自是以海为界。早期的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多受海盗之累，终究没能在地中海扩大自己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约是中国的战国时代，罗马人就在对付科西嘉岛以及撒丁岛上的海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就描述过海盗。
    从词源上去考察，海盗pirate(peirato)这个词，早在大概公元前140年，就被古罗马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第一次使用。希腊史学家布鲁达克在公元100年左右，给海盗行为下了最早的明确定义。他形容海盗为那些非法攻击船只以及沿海城市的人。公元9世纪到11世纪的挪威掠夺者不被称为海盗，人们叫他们“丹麦人”或者“维京人”，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这个词的意思是“海贼”。
    现在pirate这个词尚有另一个意思，即“盗版”之意，盗版即是未经授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倒与中国当前的一个热词“山寨”同意。既然pirate是“海贼”，吾国的山寨版，就是“山贼”，这与吾国之“江洋大盗”又是同一拨人。当然，这仅仅是中西语意上的巧合，按汉语词汇释义而论，水面之大小，依序为洋、海、江，但吾国有“江洋大盗”，却唯缺“海盗”。
    手中的这本《海盗的历史》，讲的是西方的海盗。为文明古国中国留出一章，乍看上去，中国海盗横行海上之时，也是麦哲伦等西方海航先贤列土辟疆之日。西方的海盗，真正纵横五洋之时，是16世纪。航海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欧洲人此时才从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漂出来，这才是真正全球化的开始。人类的文明进程，似乎在各处进程差相仿佛。
    地中海当然要算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早期海盗横行的主要区域。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想清剿海盗，但历次无功而返。这与中国的中原王朝清剿山贼相仿，都属于官方部队和山寨悍匪的作战。西方是海战，中国是陆战。冷兵器时代的海战多是登船作战，箭簇齐发，很像火烧赤壁的草船借箭。
    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甚至也没有地中海上的海盗有所收敛。来自西里西亚的海盗，比罗马帝国的官方海军还要强悍一些。他们拥有战船上千只，罗马帝国的舰队不在话下。说到此处，我总觉得，西方海盗虽然名声在外，令恺撒大帝都闻风丧胆，但终究格局太小。
    即以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征西为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说，“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降了多少人？黄仁宇说中国人向来缺乏数目字管理，因此陈寿也没告诉大家。后来有人考证出此役缴获战船六千艘，这还是在长江上！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倒是提到荆州刘表的战船之数。张昭在向孙权劝战的时候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张昭多少有点吓唬人，但刘表的水军的确不可小觑。
    扯远了。恺撒公元前78年为海盗所擒，被囚四十余日，被其引为奇耻大辱。海盗们看见恺撒完全是一副公子哥儿的装扮，立刻狮子大开口，赎金要20个塔兰特黄金。恺撒大手大脚惯了，面对漫天要价几乎不会坐地还钱，说我可以给50个塔兰特。一个塔兰特合今日26千克，这赎金就是1300千克黄金！按照上海黄金交易所近日的价格，这些黄金大约值人民币2.44亿！
    想必恺撒当年也像孙权一样砍翻了一张桌子，“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不过他还是缴了赎金，不过像警察赎人质一样，赎金又拿了回来。当时元老们都觉得若非庞培出马，地中海恐永为海贼所乱。于是他派庞培将军前往清剿。出动士兵12万人，战船500余艘，历时两月，清剿海盗，共虏敌两万余人，缴获400余艘。从此地中海到16世纪，都没有海盗出现。
    那时候的海盗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还不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职业。他说“（在当时）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异邦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事业”。冷兵器时期的武装民船与官方舰队，实在是很难分出高下，总之，官方的就是舰队，山寨版的就是海盗。这当然也是“成王败寇”的道理，官方舰队攻城掠地之时，干的何尝不是海盗的勾当。
    修昔底德还举例说：古时候的人们遇见海上来的陌生人时，经常会问“你们是海盗吗？”对方也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奥德修纪》三卷73行以下，特洛伊战争后回到派罗斯的老将涅斯托尔，遇见渡海外出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忒勒马科，就问他：“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忒勒马科也不以为意。
    1521年，西班牙舰队攻克墨西哥后，将掳掠的大量金银装上三艘帆船，派回马德里覆命。这些船在亚述尔群岛海域遭到法国海盗头子让•弗勒里的进攻。欧洲的海盗们第一次看见美洲的黄金，乐不可支。
    也就是在这一年，麦哲伦在菲律宾被土著居民以标枪掷死。这很像游戏《帝国时代》中的掷矛战士，顺便说一句，这一款游戏中，维京人的战船是最强大的。在欧洲大陆还没有看见美洲的财富之时，就已经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水手们，前往美洲展开寻宝之旅。这种探究海洋的勇气当然成就了殖民时代。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对海盗的形象总是付诸浪漫主义的描述，这当然与海盗的开拓精神有关。这些四海为家的海上强人，总给人十分惊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17世纪地中海的海盗盛行，拜伦1814年的诗集《海盗》在发售当天，便卖出一万册。这个数字或许是韩寒都难以企及的。拜伦之后，海盗的形象便频频出现在戏剧与芭蕾之中。这也很像中国关于山贼的戏文，比如《李逵探母》。
    1883年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出版的小说《金银岛》，使得船头海盗的形象赫然高大起来。海盗在此后的形象，总是与酗酒、女人、黑眼罩、假肢、鹦鹉相关。西方海洋文明诞生了海盗文化，并将其美化。近年来的电影《加勒比海盗》便是一例。
    相比之下，东方的江洋大盗的格局就比较小。中国人的概念中，“海”是与“河”、“湖”联系起来的，是万川之归，不像西方海洋文明中，那是一个神秘而富有挑战的所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对海洋是很缺乏认识的。即便“洋”这个字，也是后期才有大海之意。《尔雅•释诂篇》中，郝懿行的义疏引颜师古《匡谬正俗》云，“今山东俗谓众为洋，按以洋为多，古今通语。”可见洋是多的意思。《尚书•禹贡》说“江汉朝宗于海”，着眼点还是在内陆。
    中国人似乎对海的兴趣从来就不大。《管子•海王篇》说，“藉渔盐之利，富国称王。言以负海之利，以王其业。”这里的关心对象是渔盐，跟海盗的差别太大了，这是渔民的的境界，活动范围基本是近海，稍微远一点的话，一则是怕，二则也无兴趣。中文里，稍微大一些的湖泊也叫海，如孟子的“挟大（读若泰）山以超北海”。后来蒙元时代，将北京城内一干湖泊均称为“海”。
    佛教传入中国后，海被蒙上一层神话色彩。李德裕《赠圆明上人》诗曰，“远公说易长松下，龙树双经海藏中。”说的就是龙树菩萨与华严经的故事。王安石《寄福公道人》曰，“楼依水月观，门接海潮音。”用的是《楞严经》的说法。一些典籍还将“海”作为无法认知的代名词，比如浩如烟海、学海无涯等，使得中国人“望海兴叹”。
    大约也是因此，才有“天涯海角”的说法。最早的说法出自南朝徐陵的《徐孝穆集》：“《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现在我们知道，三亚天涯海角的那个地方，不过是中原王国能够到达的边地而已。宋代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说，“今之流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谈也。”这里的天涯海角，就有了“江湖”的意涵。
    中国人习惯把江与湖并称。庄子说“相忘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里说“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都是实指。后来的江湖才有语义上的变化。《高僧传》载，法汰和尚被道安和尚派往江南，临别时说，“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江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这个江湖，就是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的江湖，也是江洋大盗的那个江湖，是大家的一个交际圈，好比现在的演艺界、文化界一样。
    行走江湖之人，居然被称为“海客”，这大约是“海内兄弟之意”。李太白《江上吟》曰，“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就是此意。唐代张固的一个段子说，牛僧孺早年投奔长安，被人“以海客待之，怒而去。”只有“海客谈瀛洲”的时候，说的才是“烟涛微茫信难求”，气度如李白者，也难觅其对海的兴趣。
    吾国文化文本中，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多半与山寨有关，也被称为“山大王”。《水浒传》第五回：“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西游记》第十六回：“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占山为王与据海为盗，正是中国与西方大盗的不同之处。中国没有海盗的传统，只有宋江、方腊、韩山童这样的“陆盗”。西方海洋文明与我中土文明之差距，管窥而见矣。
    明清两代，官方还有海禁之举。有海禁之后，才有中国的海盗。郑芝龙便是其中大者。清代袁昶诗云：“篙工柁师卧江沙，海禁久弛吞声哭。”若非海禁久弛，哪有郑芝龙以及郑成功父子的成功。这比江洋大盗的级别可就高很多，我们知道，延平郡王那里就是个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海盗一旦被招安（授权），就是国家的正规海军。1935年之时，中华民国的刑法还有海盗罪这个罪名。
    如今索马里的海盗相比郑芝龙，却又差了一截，据说他们连鞋子都不穿的。BBC记者玛丽•哈珀居然采访到劫持“天狼星号”的海盗。她的女儿可能看过本国作家的《金银岛》，在母亲给海盗打不通电话后，这个12岁的小姑娘打通了，“喂，我可以与海盗说句话么？”也许是这稚气未脱的声音打动了海盗，BBC做了对海盗的独家访问，一时传为媒体美谈。
    联合国在2008年6月通过1816号决议，授权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前提下，自行进入索马里海域，从事护航和海盗打击活动。但决议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期。索马里海盗挣钱的日子不多了，近日才会这般猖獗。但如同中国当年的山寨一样，索马里海盗成为流寇，也与其国内政治动荡有关。治标在海上，治本却需政治清明、流民各有所安。这也许也是西洋海盗与中土山寨的另一个共通之处吧。

 

 昨日下午，赴台熊猫团团、圆圆安抵台北。阵容强大的台北市政府迎接团，在媒体闪光灯的包围下，将两只熊猫送往木栅动物园。如果不出意外，年仅四岁的团团、圆圆将要在台湾渡过余生。熊猫赴台是两岸冰释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两岸的交流亦可藉此达致更深层次。
    两岸分治60年来，长期的军事对立使得两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两岸才结束了“不接触”的状态。此后20年来，两岸虽然一直保持着“政冷经热”的主旋律，但局部的冲突和矛盾仍然不可避免。“大三通”之后，经济交流层面的障碍已经完全消失，两岸交流的下一步，便是文化与观念的碰撞。
    如今，广为外部世界所熟悉的四川熊猫到了台湾，即象征着两岸下一步的沟通是化解心防。这种憨态可掬的动物，向来是中国表达友好的最佳礼物。唐朝武则天曾赠送熊猫给日本，这是中国第一次将熊猫用于外交。1957年，中国把熊猫送给第一个建交国苏联。此后，中国陆续给9个国家赠送了23只大熊猫。
    其中最为著名的熊猫便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带回美国的“玲玲”与“欣欣”。当时中美两国并未建交，但赠送熊猫无疑有助于化解中美两国之间长期的冷战气氛。其后，1974年，英国首相希斯也把熊猫带回英国。毋庸讳言，熊猫就是中国人民的友善大使。
    1975年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华盛顿公约）签署后，熊猫作为濒危动物，不能离开中国，赠送只限于国内的动物园。外国动物园只能以租借的方式、以科学研究交换的名义留下熊猫。因此，此次向台湾赠送熊猫，也是中国向外界表达两岸同根同源以及“一个中国”的意涵。
    这对熊猫或许不知道，两年前民进党政府曾经拒绝它们前往台湾。两年后，它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四川地震，年底搭乘“三通”后的直飞航班，作为和平吉祥物被送往台湾。这些故事，会让每一个看望它们的台湾孩子怦然心动。对许多台湾儿童而言，这两只熊猫或许就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第一步认识。这种最朴素的情感，是一些类似“特洛伊猫熊”的言论所不能阻隔的。
    团圆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负面词汇。两岸和平发展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大陆称为“熊猫”、台湾称为“猫熊”的团团、圆圆，也似乎象征着两岸当前的一种微妙处境：一种动物，各自表述。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承认什么、否认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两岸，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如何共同承担中华民族的复兴重任。
    这真是个伟大的使命。依两岸当前的情势，并不能迅速达成这个梦想。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岸共同朝梦想迈出了一步。在可见的未来，通过熊猫和梅花鹿的礼尚往来，两岸的隔阂和争执会越来越少。也许，当这两只熊猫有了它们下一代的时候，两岸的未来就会由两岸下一代人的共同擘划，让我们拭目以待之。

 

    北方方言里有句“吃牢饭”的俗话，其意与“蹲监狱”一样。一般来说，守法的普通群众，除了狱卒，很难知道牢饭的菜谱。前一阵子陈水扁被羁押，台湾媒体曝光了台北看守所的菜谱，普通民众很不以为然：原来阿扁的午饭便当里，卤蛋也是半个！牢饭之所以不好吃，是因为口腹之欲要以人身自由为代价。
    生命诚可贵，民以食为天，活不下去的人可以乞讨，但堪称来之不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日子，不是人人都能平心静气忍受的。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付达信，想出另外一招：抢劫求刑，安享牢饭。据其自供，在监狱内吃穿不愁，尚嫌法院判得轻了。看到这里，我相信每位读者都能想起来中学课本里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
    难道我们如此神速地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接轨了么？我依稀能想起来当年上课之时老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血泪控诉，甚至我们学生还一度强烈表态，义愤填膺地要求解放地球其他四分之三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至于是不是干涉人家内政，伤害别国人民的感情，也顾不得了。
    在奇闻迭起的今天，付姓老人不过是极端的一例。我还曾听说，来京上访的一些人，去大使馆上访，其愿望就是最好被日坛派出所抓走，这样问题才有被告知当地省级政府的可能。付姓老人最早想抢警察，天不遂人愿，才找了年轻女子下手，最后如愿以偿。不过美国的苏比是短期，过个冬天就出来了。
    从他想抢警察的愿望看来，他是不想给这个和谐社会添乱的。他甚至不会像苏比那样去甜品店里抢蛋糕，从行人的手上夺一把伞。他试图把社会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在实施抢劫的时候，也不像梁山好汉那样，动辄把对方砍为齑粉，蒸成包子。这真是心肠最好的劫犯，老天保佑他在监狱能吃上饱饭。
    监狱设立的初衷是惩前毖后，以改造功能为主。其预防犯罪的功能体现在，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震慑。但是在这个案子中，监狱的功能，被付姓老人的行动简化为温饱之所。其预防与改造功能，对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而言完全失效，因为他的犯罪动机就是犯罪结果。
    老人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但实在老了，干不动了。”中国人民的淳朴憨厚，在这句话里表现无遗。老人可能也不知道，监狱开支系公共预算开支，源自税收，他在监狱的衣食，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劳动收入换来的。这样的话，吃牢饭也许更会心安理得一些，他完全不必有给社会增加负担的负疚感。
    这当然也暴露了中国养老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清宫戏里面，我们还经常看到饥馑之年，官府施粥送寒衣的场景。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虽然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故事发生，总还没有主动要吃牢饭的例子。假如要监狱承担养老院的功能，那社会保障部门基本可以不用干活拿干薪了。
    老人的这一行为，很有可能被其他衣食无着的人竞相仿效。因为监狱不用交钱，饭菜也许比养老院还好一些，两相比较而言，老人的选择可能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行为。不过这件事要看从怎么角度看，是否辩证地去看、是否一分为二地去看，监狱变成粥场，这真是坏事变好事。
    人们通常很少面临自由与温饱的两难选择，这二者向来也不构成矛盾的两极。从基本生存的角度而言，宁要温饱、不要自由，是对生活绝望之后无奈抉择。还是那句老话，人都是逼出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总是最为荒谬却又最为真实的那种逻辑。这种最为荒谬又最为真实的情节，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挥之不去。

 

    假如在电影《非诚勿扰》里，冯小刚老师让舒淇在北海道的海里淹死，那么我觉得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片子了。这个在坟头上不惜放个花环的和谐结尾，总让人怀疑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而在经验上则完全相反。就像片尾的大盘飘红，无疑只是导演给大家的新年口彩而已。不过，舒淇要是淹死，那就是个文艺片了，估计审片也通不过。
    这部关乎爱情的片子，虽然剧本是向台湾导演陈国富的《征婚启事》致敬，但也延续了冯氏电影中刻画都市男女情感的孜孜不倦。从《一声叹息》开始，冯老师对爱情问题的感悟与时俱进却又有基本原则，爱情困局犹如天网恢恢，谁也逃不掉——尤其是中年男人。他总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阐释这一现象。
    正如张国荣所唱的，“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人类建立的逻辑，是无法容纳并解释爱情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寻找爱情的路径跟秦奋是一样的，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这就是《非诚勿扰》的海报上“溯流而上，道阻且长”的道理。至于伊人在不在水中央，则完全要看个人的造化了，这事儿是老天爷说了才算的。
    辛稼轩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是词人心中的理想境界，因为太难达致，故而王国维才将此列为第三种境界。如我辈俗人，每日价却只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剧中人追求的都是纯粹的爱情，所以葛优不敢爱，舒淇不能爱。两个人看似亲密无间，却是咫尺天涯。
    舒淇的浴水重生让这个片子完成了文艺片到商业片的转变。这个桥段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很难找寻出样本。普通人很少去考虑爱情纯粹与否这样严肃的命题，唯美主义者的心目中，都不存在这个严重不靠谱的东西。芸芸众生的爱情都是简单且凑合的，世间最常见也最真挚的爱情往往都不纯粹，这也是邬桑最后失声痛苦的原因之一。
    片中葛优的优越生活，是一个中了彩票的人才会有的方式。一个骗了一笔钱的三无海归，在北京杭州挑女人，看别墅，然后海外观光，这不是一般人的爱情。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编织的梦想。那些还在写字楼里整天磨洋工的白领们，与这样的爱情距离非常之远。因为所谓梦想，就是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那一类东西。
    这一点与冯氏早期喜剧的主人公有所不同，相形之下，我还是更喜欢类似《甲方乙方》。其剧本原型是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俗人，不管通过任何方式，他都会绞尽脑汁地在与生活搏斗，哪怕是“顽主”的那种玩世不恭，也是对现实嘲弄之后的务实表达。是的，我们都俗人，俗人就不可能去西溪湿地看别墅，而是去排两限房。
    片名叫非诚勿扰，其实片中人除了主人公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以诚待人的。不管是卖墓地的推销员还是身怀六甲的台湾美眉，都是各怀鬼胎。人和人之间，永远隔着一层。即便是男人和男人之间也无法真正敞开心扉。如走马灯一般上场的人，要么自私，要么偏狭，要么别有所图，而这些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俗人。《通天塔》讲述的人和人永远无法沟通，这个片子也差相仿佛。
    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在舒淇的戏里尤甚。追求爱情的人最后反而是被爱情阻隔，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或许只有死亡才能拯救这样无助的灵魂，这是一出悲剧。这对俗人来说亦复如是，很多时候，往往是目的本身就需要摒弃，才能获得最后的升华。“媳妇还没娶，先买了块儿墓地”，也就是导演戏谑的警示。
    在我看来，冯老师的这部片子的诉求很多，只是这个壳实在装不下这太多东西。冯老师也是一俗人，因为他的欲望太过强烈。如果能安心讲好这个故事，不旁及其他过于深刻的哲学命题，也许会更好看一些吧。不过，看过电影的人，要具备黑泽明那样的心态，这不过是一部电影，多半影院中的无聊之徒如我等，多少有些咸吃萝卜淡操心罢。

 

 

    自黑龙江萝北县的高跟鞋少妇虐踩猫咪开始，三年来，公众对于虐杀猫狗的关注日渐增多，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近来从南京运往广东的五千只可能已经被吃下肚中的猫猫，又广为外界尤其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关心。
    虐杀已是不该，遑论以之为食。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我们“以之为师”的西方国家，早已确立动物保护的传统，至今仍在不断完善。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争论的双方而言，其实并非不能解决或者谅解。
    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早期的素食主义，以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多与早期宗教信仰有关——比如认为灵魂可以转世轮回。古罗马时代，基督教的许多宗派都是禁止肉食的。直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才正式发起了素食主义运动，半个世纪之后，主要西方国家都成立了素食协会。
    另一个来源是十九世纪初对实验动物科学的反对。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一些重大的医学与药物学的科研突破，大部分都通过动物实验而完成。越来越多的动物被送上手术台或者被灌进各种效果未知的实验药物，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人权捍卫者，发起动物权利运动，呼吁尊重动物权利，并先后制订了动物福利法。
    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宗教、权利、环保等三大因素的影响。动物保护主义的重点，一是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二就是猫狗等宠物。后者几乎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取得了保护的共识。因为猫狗是可以进入人类居室的伴侣动物，相当程度上具备人类的社会属性，与牲畜不同。许多西方文学及影视作品中，猫狗就是家庭成员之一。
    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说，人类是食物链中最高端的高级动物，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举凡世间能见到的动物，只要无毒的，在理论上都是人类的食物。但是人类经过长期的驯养，食物链上的可食动物无非是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禽家畜，这些动物承担了人类汲取动物脂肪的使命，这是历史与自然环境形成的固定行为，而猫狗则完全是处于食物链之外的动物。
    人类不能无限制地去延伸现有食物链的长度和种类。现有的养殖动物，基本可以满足人类的食品供应，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也没有必要进入食谱。口腹之欲虽然是人类的原始欲望，但是延伸到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则显示了欲壑难填的可怕。野生动物是维系自然多样性的重要环节，而伴侣动物则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心理慰藉途径之一。
    从宗教、权利与自然条件的因素来看，其实人类最好就是不吃动物。佛教讲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就蕴含了万物平等的道理。哥伦比亚大学的韩丁顿博士对人的肠胃做过解剖分析，证明人类应该多摄取蔬菜水果，而不适于食肉。人是臼齿型动物，用于撕咬肉类的犬齿并不发达。
    拒绝食物猫狗动物是善待其他动物的开始，拒绝吃猫狗和同时不拒绝吃牛羊并不矛盾。善待动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的一些动物福利法中，是把猫狗与牛羊区别对待的。猫狗并未进入食物监测流程。这并非是认为猫狗就比牛羊高端，而是历史形成的养殖型动物供应肉食的现象，无法在短期内消失。
    或曰，人都权利都关心不过来，如何关心猫狗？这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关心人的权利往往会遭到难以置信的挫败，会让人产生无奈与无力感。人与动物的权利同样重要，关心动物尤其是伴侣动物，就是在关心人的权利，关心人的权利，就要从关心动物的权利做起。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许多句读都解释成“不问马。”其实孔子是先关心人再关心马的。人的权利在先，但动物并不等于没有权利。一个关心人权的社会，一定不会对动物权利置若罔闻。

 

 

    最近很多人都拒绝去家乐福购物，说是为了抗议萨科齐，且言之凿凿地说，这是爱国的表现。兄弟很不以为然，但却一直想不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或者行动，大张旗鼓地、惊天地泣鬼神地爱一次国。对于这片土地的感情，老实说，无论个人怎么付出都不为过，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马虎不得。
    北京科技大学的赵晓教授，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说得鄙人茅塞顿开。赵老师（注意：此赵老师非彼赵老师）说，“现在买房，就是爱国。”本来吧，去家乐福抗议，是个成本很小风险很低的活动，劳苦大众人人都能参与，反正LV这样的牌子也买不起，真是物美价廉般的爱国。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这样一搞，一下子把爱国的门槛提高了一万倍。
    照此算来，敢爱国、能爱国、且爱得起国的人，绝对就是一小撮了，这里面当然有号召大家爱国的赵老师，总不能叫别人爱自己不爱。我万世不朽之泱泱大国和谐社会，岂能只让一小撮人爱国，这显然在政治上就是不正确的。应该把房价全部降到一千块，这样不论男女老少、贵胄布衣，人人都能爱国，方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筑我热血长城。
    不过，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同志，对，就是那位一包烟150元的局长，不会不认可上述办法。周局长甚至在查处开发商的降价行为，并称这是对百姓负责。以赵老师的观点来看，周局长显然是不爱国的。因为他拒绝楼盘降价，就是不想让百姓爱国，就是阻拦老百姓爱国，我要是赵老师，绝对忍不了。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周局长又比赵老师爱国。因为周局长抽的“九五之尊南京烟”是国货，虽然贵一点，但毕竟还是国货。如果鄙人没有记错的话，赵老师家中应该有一台HP LaserJet CM1017的彩色打印机。赵老师还特别对记者说，他特别喜欢用这个机子，已经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列位看官，我们陷入了一个罗生门般的命题：共同反对房价下跌的赵老师和周局长，谁更爱国？
    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抽国产烟，要一百五一包的那种，比如买方正的打印机，拒绝惠普，哪怕它多么得力，等等，都算。但容忍剥削的方式，无疑是让民众最为痛苦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国，相信很多人都无力爱、无法爱、无钱爱，最后只好不爱。因为爱国就意味着后半辈子每天睁开眼睛就欠银行两百块钱，意味着后半辈子的保障更加薄弱不堪。
    要证明自己爱国，非得拿出一张房产证，还是复印件，才可以。得出这么乖谬的结论，完全是因为赵老师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硬扯到一起。这哪里是号召，分明是绑架和要挟嘛。我们一些官员和专家，花着纳税人的钱，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总让人怀疑，他们在“人民”后面，少说了一个“币”字。
    说到底，导致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不能亲身爱国只能口号爱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周局长这样的房产官员，有赵老师这样的大学教授，一个说不能降价，一个说不能不买。他们的背后，就是光明正大数钱玩儿的房地产商。我无意指称某些学者和官员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但这样的事情频频地、毫无顾忌地发生，不得不让人警惕这背后是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做了二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羞耻的是还奋不顾身跳出来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如假包换的二奶。毫无疑问，房价高企房市冷清的原因就在于房价过高，这是市场反应早已证明了的。奋力护盘已是犯了众怒，遑论抛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

原刊网易
    我小时候跟人拍烟盒，那烟标是分等级的。有个口诀现在依稀记得：一云二贵三中华，黄果树下牡丹花。这好比梁山泊好汉排座次，比如卢俊义的地位之尊，七八个时迁都换不来的。那时候香烟的牌子少，不像现在这么琳琅满目，如今的小孩不玩这个了，否则烟标的顺序都记不住。
    昨天，有网友爆料说，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同志的香烟，居然要1500元一条，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个“九五之尊”的“南京牌”香烟，倘若放在20年前，一定能在烟标中拔得头筹。一千五一条烟是很贵的，算下来，一颗烟约等于一斤猪肉。我想围观群众只要是大脑正常的，都知道哪个选项更符合“三贴近”吧。
    天价烟出现在江宁不是第一次了。位于江宁区的禄口机场以前有个广告牌，上面说“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恰巧，鄙人平常抽的烟也是“南京牌”，不过跟这“至尊南京”、“九五之尊南京”比起来，就属于无品秩的不入流档次。我不禁要感谢南京卷烟厂，把烟分成各种等级，总有一款适合我辈。这样从普通群众到高官，大家都对号入座，不会搞错级别。
    说起级别这种东西，那可就太重要了。超脱如孙悟空那样的高级动物，被封成“弼马温”之后还要问一句，哥们儿是什么级别？当他听说这只是不入流、没有品秩的小官之后，立刻怒发冲冠，反下天宫。等级观念早就深入中国人民的骨髓之中，只恨没在脑门上像内存条那样贴个标签了。
    南京烟的级别很复杂，俺就不详细列举了，反正每包烟从5元到150元不等，总有一款适合您。厅局级的“至尊南京”100元一包，比这高一个级别的“九五之尊南京”150元一包，按位阶属于“省部级的享受”。不过兄弟觉得，南京卷烟厂没搞明白“九五之尊”的意思，给人家定位明显偏低。
  “九五之尊”典出《易•乾》：“九五，飞龙在天。”九是最大之数，五是居中之数。孔颖达疏曰：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所以九五是世间最大最尊之象征，通常表示帝王之尊。紫禁城的天安门、午门、太和殿，都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以符合卦象。《易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就是“太和殿”的来源。
    故此，“九五”这个词一般人是不用得的，跟龙袍御玺一样，是最高统治者的御用之物，照理得算国家级了，理应特供中南海。这个周局长呢，依例是副处级，明显属于僭越之举，这在古代，好比私制龙袍御玺，直接就诛九族了。不过封建社会那一套，如今可以不理。只是给香烟按照行政级别来定级，这种思维却还停留在辛亥革命之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百年算白过。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高官抽名烟。只有在等级色彩特别明显的社会，才会给一切事物贴上等级标签。比如汽车排气量、房屋面积、医保比例等等，完全形成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香烟本来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在我们这里，也享受了委任状里的括号待遇。南京烟并非是特例，各地的地产烟里，价格与抽烟者的级别身份是成正比的，50元一包起，抽便宜了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周局长的桌上摆了两包这样的烟，就算他一天的量，一个月要九千块来买烟。就算这个副处级官员的老婆孩子不看病不上大学不买房不交燃油税，而且很环保地喝西北风，他的工资也买不起。什么叫脱离群众？这就叫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要从抽烟开始，周局长就是落实先进性教育的典范，没有“把自己和普通群众混为一谈。”
    毛泽东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离不开群众。周局长的烟当然也不例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正是这位周局长，在前天（15日）的一个会议上说，“房产开发商是慈善家吗？当然不是！”归根结底，这位痛恨开发商降价的房产局长，他手中的烟离不开群众，他自己却离开了，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团烟雾。

王昭(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原刊搜狐，发表时有删节

 

    兄弟我一直以为，全天下最危险的职业是军人，最近半年才知道，原来比军人更危险的是记者。辽宁张志国同志抓记者的事情还未了结，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的何书生同志又派人来北京抓记者了。兄弟向这些官员们建议，要抓就偷偷地抓，兴师动众太影响政府的光辉形象了。偷偷地抓，偷偷地判，实在不行就送到精神病院。   
    太原检察人员进京抓央视记者，目前看上去案情扑朔迷离，谁是谁非，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首先，该检察院抓人的手续是不完整的，检察长何书生涉嫌为商人郝某当保护伞。其次，女记者不论与吴某的弟弟关系为何，但记者绝非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检察院对其刑拘于法无据。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作为检察长的何书生，显然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过关的，不能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中央”二字，就认为它是国家机关。最近倒是有几起以受贿罪判刑的，不过类似判决兄弟不能苟同。   
    女记者李某采访是职务行为，其他两家报社的采访也都是单位批准的，所以杏花岭区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是三家新闻单位共同发现并要采访报道的内容，这是无法否认的。既然如此，检察院刑拘记者，再次涉嫌滥用职权。该检察院出示的最高检指定管辖的函件是复印件，很难证实其真实性，这也需要最高检出面回应外界这一质疑。   
    最近数年来，社会上流传一个“四大傻”的段子：“炒房炒成房东，炒股变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做新闻做成当事人。”最后一个就说记者的。诚然，很多记者拿了钱才写稿，或者拿了钱不写稿，这些行为都无法可依，治罪时多依敲诈勒索或受贿而定罪。这里面固然有一些新闻界的害群之马，但很多时候，干了坏事的地方政府，给记者的房间里塞个小姐就冲进去抓人，记者的权利通常无法保障。   
    很多人曾寄望于新闻法，但一些法学家承认，在新闻法的文稿起草中，对于约束的条文很容易写，对于权利保障的条文就很难落笔，因为写了也难以保障。因为对记者权利的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看法，从保障记者的角度考虑。兄弟以为，记者也是人，只要保障普通人有言论自由，记者自然也有。   
    兄弟以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尚不适合讨论新闻法。很多新闻法的鼓吹声音中，立法的客体是新闻。这是错的。因为立法目的是保护新闻，要立法的客体必须是他者才行。重复一下，必须限制他者，才能保证新闻。而且从实践层次上看，新闻法是很难对执政党、政府、公检法系统、宣传部做出限制，因而暂时不宜立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法律的立法过程中汲取了不少西方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唯独新闻法不易效仿。
    必须对其他机构立法限制，才能保障新闻自由。你不能反过来规范新闻，那是限制，不是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的开国者相信，对新闻的限制，会伤及公民的言论自由。   
    至于记者权利的保护，完全可以依据普通法律进行。因为说到底，政府权力与新闻监督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在宪法中都有解答，只要不漠视宪法，是不难处理的。比如央视女记者的这个案子，说到底就是以公权力干涉新闻监督。这样的公权力，是绝对需要限制的。   
    自汶川地震后，舆论开放的力量人所共知。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纷纷表示支持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增加政府信息的开放和透明，为创建和谐社会构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基层一些官员置若罔闻，丝毫不以为意。舆论监督与政治清明程度成正比，监督的力量越强大，政府的进步才会愈大。

  原刊纵横周刊，发表时有改动

    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12月5日提出，两岸关系已迈入互不否认的第二步，朝向相互承认的第三步发展。赵建民显然对两岸交流的当前成果颇为满意，但作为陆委会的主管官员之一，公开宣称如此重大的结论，殊为不宜。执政的国民党，倘若自认为两岸已经进入互不否认阶段，则未免太过乐观。   
    两岸三通协议施行在即，陈云林访台，马英九拒绝达赖喇嘛访台，从表面上看，两岸关系的确在回暖，达到前所未有的温度，但这是之前十年的不断磨合与讨价还价才达致的阶段性结果。想要促成下一步互不否认的政治性谈判，绝非短期可期之事。   
    赵建民的宣称，对岸尚未回应。中共对台的许多策略，是只做不说，但互不否认显然并未进入中共的两岸现行策略之中。两岸签署金门协议的时候，两边的年号都空白，各自回去填写公元和民国年号。如果认真一些，这当然也可以算作“互不否认”。但其实不过是两岸在互不承认的前提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算不得常态的互不否认。   
    像互不否认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共断断不可能公开承认，这就多少让陆委会显得有些一厢情愿。虽然马英九在接见陈云林时有那么一声“总统莅临”，但在这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会见中，陈云林显然也不可能对称谓问题有所抵触。泛蓝媒体以及蓝委对于称谓问题的过度阐释，使得互不否认的乐观于焉产生。   
    互不否认需要北京当局给予明确的才可确认。马英九在接见陈云林之前曾提出十六字箴言：正视现实、互不否认、为民兴利、两岸和平。这前八个字，北京当局心知肚明，但具体做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按照当下的对台思维和法律框架，互不否认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1949之后，北京的四代领导人，对台思路有过四个阶段，先后是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但不论是叶九条、江八点、胡四点，都不可能逾越宪法对台湾的定性，也就无法真正地实现互不否认。至于建立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也会受到当下客观条件的制约。   
    当下的主权争议，其实贯穿于两岸交流的始终。不管两岸间的任何努力，都受到主权争议的制约。平等协商、政治谈判不可避免地涉及此一议题。互不否认和互相承认都涉及两岸的定位问题，台北方面决不可太过乐观。   

 

 

原刊网易，发表时有删节

    惊悉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先生被女学生举报，兄弟我瞬间被雷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上海滩，居然又重现学生告发教授的世间奇事，罪名居然还是反革命！这两位女学生让兄弟我不寒而栗，用一句老话来说，这就是“把阶级斗争思维，溶化到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
    这种版本的故事在改革开放前颇为常见。作家舒芜在胡风案中，主动把私人信件内容引入批判文章，这成为后者反革命的罪证之一，也是诱发胡风事件的导火索。舒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多次受到谴责。因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人伦底线。
    在那个年代，儿子举报甚至批判父亲，也是常态。胡思杜公开发表批判父亲胡适的文章，胡适认为儿子是逼不得已的，他回应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然而被迫揭发和主动告密，其间之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多年来，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以及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已经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樊篱，使得中国原来的“熟人社会”的稳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对他人处处设防，唯组织马首是瞻，把一切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敌我思维去分析，祸国殃民者，莫甚于此。
    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阶级斗争思维并没有消亡，且流弊于今。深究其因，乃是由于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然存在斗争意识、阵营意识，仍然将一些已经过时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奉为圭臬，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方式来看他人。时时刻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警惕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遇到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便竭尽全力打压之。
    此外，这种现象与多年来的政治教育灌输关系极大。一些高校的老师常常慨叹，教大一新生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要把中学政治课的东西重新厘清，提醒学生不能为大纲课本所困，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力量，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些陈腐观念，对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越来越少，但仍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者。
    历史的惊人重复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哀。中国的主流文化，从来都欠缺对个体的尊重。个人主义是中国文化中最枯萎最不发达的支流。像刘伶、李贽这样狂热的离经叛道之人，从不被主流文化认可。主流是什么？主流就是跟主流保持一致，就是紧密围绕在主流周围，旗帜鲜明地反对跟主流不一致的东西。
    直至现在，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组织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利益要服从组织利益等等，自然也抹杀了他们个体思想萌发的可能。脖子以下的零件，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脖子之上的这个脑袋。现在很多人就是脑袋里被灌进去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当一个人和他人没有区别时，才是他的最大悲哀。洗脑不可怕，可怕的是洗脑之后，还用这个脑子来思考。
    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个恰恰是当下中国大学中最缺乏的东西。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意思就是包罗万象与普适性、宇宙性。一言敝之，大学里根本不应该有所谓主流意识形态。
    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第一间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其校徽上有一条英文教训Light & Truth（光与真理），一条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表明了这所学校中西并包兼收并蓄的大度。这件事情发生在华东政法大学校园里，实在是一件极其遗憾和令人痛心的事情。
    尊师重道是本国的传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老师可以不盲从，但是不能不无视老师在其专业上的造诣。报考这个学校，掏学费听课，说明学生对该校及其老师是认可的。老师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学生不满意，可以质疑，可以讨论。因为这只是个学术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这是课堂，不是战场，老师不是敌人。
    公权力介入学术讨论，向来就是学术之大忌。利用公权力压制不同声音，更是文字狱的当代版本。批评政府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不断批评，政府才能愈加进步，政治才能愈加清明，这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认可。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说，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一些。“和谐”两个字，就是“口中有禾，人皆能言。”不仅要吃饱，还能自由发言。杨先生在课堂的行为，正是在践行“和谐”的本义，倘若因言获罪，和谐二字，此后也不必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