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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暴雪公司出品的《星际争霸》游戏，推出有十多年了，一直是网友钟爱的经典电脑游戏。近日，暴雪公司在中国连遭打击，STARCRAFT:GHOST偏偏在中国就是注册不了电子竞技服务类的商标。注册申请被商标委驳回，法院随后也驳回上诉，两个机构都认为该商标涉及宣扬封建迷信。   
    这真是活见鬼，暴雪公司早就在“计算机游戏软件”的类别下申请了这个商标，现在只不过是扩充其范围而已，商标委前后不一的态度着实令人费解。退一步说，商标委既然认定该商标涉及宣扬封建迷信，为何暴雪当初申请“计算机游戏软件”类别却能获批？商标委当初的失职不察之责，谁来承当？个人出尔反尔，最多被人说人品不好，一个国家机构还这样，就要让人起疑了。   
    商标委驳回这个商标申请的理由现在看来颇为可笑。“STARCRAFT:GHOST属于易产生不良影响的词汇，有占星术和幽灵的含义，属于有违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封建迷信。”玩过这款游戏的网友非常不解，因为商标委的人员，英语水平实在不值得商榷。这种指鹿为马的解释，稍有英语基础的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很奇怪，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有些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用什么奇怪的器官来思考，好像脑袋每天要被门夹一次。   
    GHOST这个词确实有“幽灵”的含义，但这不过是一款游戏而已，用键盘和鼠标来操作的游戏，跟丢沙包踢毽子差不多。商标委的和法院的同志特别杞人忧天，好像年轻人玩过游戏之后，就不信唯物主义了，就不建设社会主义了。逻辑再混乱的人，也知道这款游戏绝不是洗脑的教材，不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商标委干脆也把《共产党宣言》禁了吧。   
    单从语词意义便给这个著名商品判处商标死刑，未免太草率了些。商标委这十多年来批准的含有封建迷信的商标俯拾即是。我稍微举几个例子，“王朝”、“皇帝”、“太子”、“贵妃”、“嫦娥”、“八戒”，都是商标委批准通过的商标，有些还是他们认定的著名商标。至于“天下鬼城”、“鬼城酆都”、“天上人间”等商标，要是按照这次的标准，都是违禁之列。那嫦娥工程还搞不搞？   
    法院本来是秉公执法的掌握审判权的机构，这次也有些糊涂。要是“幽灵”属于封建迷信的话，我不知道法院门口的石狮子是否属于封建迷信。这种归谬再罗列下去，毛泽东同志的“百年魔怪舞翩韆”的诗句是不是也要禁掉？孙悟空、小倩、济公什么的，统统从荧屏上拿掉。拍了十几年“辫子戏”的张铁林老师，不能继续在广告里吹胡子瞪眼。   
    中国加入WTO也好多年了，很多部门老说跟国际接轨，往往接得不三不四。需要涨价的时候，就说是跟国际接轨；需要提供服务的时候，就说我们有特殊国情。我相信中国的玩家在面对《星际争霸》游戏的时候，身份仅仅是一个玩家，跟其他国家的玩家没什么不同，特殊国情对他玩游戏没什么影响。暴雪公司肯定很难理解这种离谱的执政逻辑，甚至很难理解“封建迷信”这个词的特殊含义。   
    开放的中国，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开放的行政方式，开放的胸怀。许多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中国本身的快速发展，更不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皇帝”、“贵妃”商标四处都是，却去限制外国人注册“幽灵”商标，无法让别人相信中国是有诚意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已经付出很多努力去说服外国人相信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但这种努力很可能因为某些部门的愚蠢政策而付诸东流。   
    不过是个游戏而已，如果不是商标委首先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谁也不会联想到“封建迷信”。说好了今年不折腾，谁料还在折腾，不仅在国内折腾，还要折腾外国人。中国的鬼不是鬼，是文化瑰宝，欧洲过来的就是封建迷信。说来说去，幽灵拿中国身份证还是拿外国护照，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咱们的见的鬼，还真跟外国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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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这个东西，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少被提及。中国古代曾有一句精辟的比喻就是说民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百姓不答应就不成。民意是布衣黔首对肉食者与政府的主观评价，按理说，这种源自个人内心的认可，是不以外力为转移的。可偏偏苏北有几个县市，居然伪造民意，试图瞒天过海，混过小康检查。   
    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民意才不断被提及，被重视。如果搁前几年，苏北这几个县市，只需要开个新闻发布会，发一个通稿，就可以自行宣布进入小康，完全不必江苏统计局进行民意调查。江苏省将民意引入小康统计机制，本意是好的，但中国官场大家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乃是千载不绝的传统，手段早就炉火纯青。
     伪造民意欺上瞒下之后，顶戴花翎不但安然无事，还很可能换个材质更好的顶子。这类事情，向来史不绝书。我们在很多古装戏中也都能看到，官员离任，找几个士绅送个万民伞，搞个跪求留任的欢送仪式，再做个假动作，给朝廷写个折子，云“万民拥戴不忍挂冠”之类，中央就提拔任命了。设若遇到明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就是一句资治箴言，若遇到昏君，民意那就是个幌子、是个牌坊。   
    伪造民意干得好了，还可以美其名曰“俯顺民意”，不但基层，即便最高统治者也尝过甜头。袁世凯称帝之前，御用文人称“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雇佣了车夫、妓女、乞丐跑去国会请愿，要求袁氏登基。后来国会1993名代表，全票赞成弃共和而立君宪。袁氏这个时候矫情了，他说，“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不愿登基。最后，因为“民意拥戴”，不得不“勉为其难”。   
    百分之百的投票率与通过率，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出现这样的奇迹。改革开放后，晚间有一档新闻节目，经常有满面堆笑的“群众”对着镜头憨厚地感谢政府，背后不是丰收的稻子就是飞溅的钢花，那真是形势一片大好。在铺天盖地的文件中，最后一段都会说，“群众普遍很满意”，“群众普遍赞成”等。也许只有镜头前的人，才知道这样的“群众”与“民意”是如何产生的。   
    民意是什么？民意是纳税人即公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如果民意可以被伪造出来，只能说明两点：真正的民意对政府是不满意的，政府可以通过伪造的民意宣称人民很满意。伪造出的民意代表不了人民真正的意见，只能是欺上瞒下一将功成的工具。从某种程度上，伪造民意比强奸民意的危害更大。强奸民意，老百姓只能干瞪眼，但民意还是真的民意，只不过上面不愿意承认。   
    退一步说，假如政府依据假的民意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那不是让人民群众背黑锅么？这种事情不是没出现过，地方上一些错误的决策，最后都推到人大头上了，因为是人大代表民意通过的。广州去年因为民意不过关，落选文明城市。事后舆论一片叫好，因为真正的民意被重视了。通常来说，全票或高票通过的决策，一定不是真正的民意。民意调查没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说，“民主政府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的。”伪造民意，会剥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利，从而使得政府无法自己监督自己，腐败丛生那是难免的了。再者，伪造民意对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伤害极大，不客气说，某种程度上还会损害国家安全，因为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说，民意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要自力更生，不接受外援，就不麻烦政府代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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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配楼一场大火，烧得上元节的月亮都成了暗红色。北京消防局稍后便宣布，火灾系由违规燃放礼花所致。央视以罕见的低调道歉，对国家财产表示重视。央视新大楼在市区东部，在五行上属木，所以也扛不住。当然，从玄学上解释是个玩笑，真正原因就是业主违规燃放烟花弹，且未向主管部门报批，才酿此大祸。   
    北京市自2005年取消“禁放令”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都有一些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发生的事故。不过据北京消防部门的说法，由于管控得当，虽有少数人员受伤，但并无大碍，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当年取消禁令之时，主管部门认为不能因噎废食，要顺应群众的不同需要，此举曾获得外界一片好评。春节期间的夜空，也因而变得不再孤寂。   
    从解禁后几年的情况来看，并未出现当初人们担心的情况。此次央视配楼起火，又一次引起舆论对“禁放”与“限放”的讨论。其实这种讨论在解禁之前的十多年间，每年春节前都有过争论，已无太多讨论的必要。从已有的教训来看，烟花爆竹固然危险，但只要遵循产品说明和消防规定，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物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好比九阴真经这个东西，全天下都认为其造成武林纷争，王重阳都想毁了这部书。但是这个东西在善良如郭靖那样的人手中，便是锦上添花，在凶残如梅超风那样的人手上，便是助纣为虐。物之用，无分善恶，端赖所用之人。   
    同理，烟花这个东西，如果正常燃放，比如奥运开幕时的大脚印，比如六十年大庆时的天安门广场礼花表演，都不成问题。CCTV的一些人，将政府规定视若无睹，既不向主管部门报批，也未采取防范措施，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烟花而是其他人为原因而失火，结局跟今天一样。       
    新华社的报道说，2009年，全北京烟花爆竹销售量达60万箱，同比增长三成。可见人民群众对于烟花的需要有增无减。北京市对销售烟花爆竹实行专营，用限制烟花爆竹品种、规格的方式来增加安全性，央视配楼起火，就是因为一些人员忽视了安全，心里根本没把国家财产当回事。从这个层面讲，我们应该限制梅超风，不应该废掉九阴真经。   
     不客气说，央视配楼失火应了古语“玩火自焚”，怪不得别人，更怪不得烟花。菜刀是用来做饭的，偏有人拿来砍人，总不成连这个都要禁掉吧。既然群众对烟花的需要有增无减，所以，央视配楼被烧，不能成为再次禁放的理由。央视的地位再高再重要，也不应成为政府决策的考量因素，因为这有可能侵犯到公民利益。   
    从环保与防火的角度出发，禁放是对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解禁是对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前寻求一种平衡。最近几年的解禁表明这种平衡可以达致，大家皆大欢喜。此次央视配楼失火，可以反思的地方很多，比如城市的高层规划，写字楼防火措施，消防器材的更新换代等等。   
    香港的高层建筑非常多，每年也都进行礼花表演，但几乎没有因为燃放礼花而引起高层建筑失火。这种经验我想我们不是不知道，很可能也组团学习过。通过这次火灾，我们真正要反思的就是人的问题。央视配楼系由政府拨款修建，元宵节烧得全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对程序与规定的无视，最后就变成对公民、对国家的不尊重。   
    上元节京师失火，一次是在宋徽宗治下的汴梁，一次是明朝正德九年，乾清宫和坤宁宫因而焚毁，都是因为烟花，传统继承起来也不容易。古代救火不易，今天却已不难。安心过年，开心放炮，都取决于人们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还是那句老话，因噎废食绝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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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我年届而立，从未得过国家级的奖项，履历简单得不值一哂，谁料上周得了一个国家级奖项——感动中国特别奖，对，就是CCTV发的那个，把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赶赴复兴路11号，在CCTV的北门放了一挂鞭炮。边上有几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在认真地捂着耳朵围观，我跟他们喊：你们都得奖了！国家级的。   
    其实这个奖项没有奖状、没有奖金，就是CCTV栏目组的一句话而已。从襁褓中的待哺婴儿到垂垂老矣的长者，都在获奖之列。理论上说，如果每个人都是获奖人，那么这个奖项便没有获奖人。不知道当晚是谁代表全体国民上台领奖，总之，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人代表了一次，但我要说，我拒绝接受这个奖项。   
    诚然，2008年是中国人民经历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香港艳照、南方大雪、西藏事件、山东出轨、四川地震、北京奥运、贵州事件、河北奶粉，深圳书记，值得记录的东西太多了。中国人民在目不暇接的2008年中，表现的确令人敬佩，但是，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电视栏目组对全体中国人民发奖。   
    回首望去，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多灾多难，不胜枚举，中国人都一一挺过来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乃是国民素质之一种，放眼世界，各个国家莫不如此，非中国之独有。但是给全体国民颁奖，却是中国特色之一。盖因此次感动中国特别奖，是栏目组给全体人民打的一剂强心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要行为，非如此不可。   
    许多网友对此提出质疑，称不愿意与田文华、周正龙或者杨湘洪这样的人一起领奖。不过，栏目组会认为这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是一小撮与一大群的关系。在栏目组的眼里，全体中国人只是一个虚指，是一个用来宣教的概念。而在日常生活中，全体中国人却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这些人需要买高价房子，掏巨额学费，付各种税费。   
    如果从功利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特别奖，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改善毫无作用，全体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更好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廉价的自我感动。在春运的时候，能买到火车票票就会很感动；在看病的时候，医院先看病再收钱就会很感动；在摆摊的时候，城管礼貌一些就会很感动；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打个九九折就会很感动——这样的感动例子还可以继续举下去——让中国人民感动真是太容易了。   
    如果CCTV愿意推动上述的各类感动，那或许还能赢得观众的某些好感。感动中国特别奖，完全可以颁发给具体的人群，比如地震中的志愿者，他们被海外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国民间力量的崛起代表，是负责任、有抱负的年轻一代，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走向，但他们全然被忽略了。还有三亚、重庆的那些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他们为维护自身权利与法律尊严，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兄弟我是很感动的。   
    如今的特别感动奖，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可以被讨论的价值取向。爱国主义需要弘扬，但不应该是这个方式。感动人物中的李桂林夫妇，18年来背学生上下悬崖，诚然值得尊敬，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头想想，假如义务教育的资金、措施被落实，还需要师生们如此艰辛么？是谁造就了这样的感动？如果感动人物都是李桂林夫妇这样的情况，我宁愿不要任何感动。   
    中国现在不需要感动，需要的是行动，让李桂林夫妇可以在一块平地上安然无恙地教孩子读书，让冰雪灾害中的市民不再忧心，让民工兄弟可以放心地买到一张火车票。当所有这些成为常态之时，才是真正让全体中国人觉得感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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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总局过年也没闲着，最近打算推出20个典型的节目形态，供各电视台参考学习。说实话，这种敬业爱岗的精神很值得敬佩，但是看来看去，总觉得电视节目还是百花齐放比较好，树立这种典型既无必要，也会挫伤一些新节目的积极性。
    在电视方面，最突出的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电视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电视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树立典型节目只能造就千篇一律的电视形态，这样的节目在电视上来来去去难道就不乏味么？广电总局自己可以收看CNN、BBC、Discovery，让老百姓老看这20个节目，也不大说得过去吧？
    其实电视节目需要不需要典型形态实在值得一问。早些年，我们在文艺方面，曾经号召过树立典型。1950年代初，文艺工作者就典型问题进行过一番论争，很是激烈。当时的争论与苏联的文艺动向有关——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把典型看作是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这引起了中国国内文艺界的注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政之后，中共宣传部门对苏联的宣传路线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文艺报》就连篇累牍地开始讨论典型问题。
    这种论争后来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即便是苏联也开始否定这一提法。苏联在二十大之前文艺界已经出现解冻宽松的现象，《共产党人》杂志在1955年第18期发表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上提出的典型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国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不但没有澄清1930年代以来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反而助长了文艺理论界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
    典型问题讨论之后，文艺界开始出现塑造“英雄人物”的创作风潮，于是就出现了后来所谓“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这是典型树立到极端之后出现的毫无血色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比如八路军战士必定是红光满面膂力过人，受伤也只能是左臂中弹，临死前必定要喊一句“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口号。这种宣教作用大于文学功能的作品，是离人民群众比较远的。
  “十七年文学”基本上是在这一路径上发展的。后来甚至官方也承认，这种文艺路线不过是对苏联文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之后的产品，缺乏中国独立的辨析与判断。于是又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不过并未真正落实。因为一律性与多样性不可共存，真理只有一个。典型的文艺作品与百花齐放有着不可调和内在矛盾，意识形态因素在文艺作品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到后来发展到极端，就产生了样板戏。八个样板戏人民群众看了十多年。现在年纪大的观众都还能记得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台词。那时候男女谈恋爱，偷偷摸摸拉着手看《红灯记》、《沙家浜》。全国人民只有两个偶像：男的喜欢王晓棠，女的喜欢刘庆棠。脸蛋红扑扑的“二棠”，构成了中国人民对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集体记忆。
    样板戏对文艺的摧残作用显而易见。因为这背离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优秀的文艺及电视作品，是天然排斥样板戏那样的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创作路线。个体的生活是多样多变的，不论是典型还是样板，都无法涵盖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无论树立什么典型都毫无其必要，只能约束电视工作者的创造力。
    电视创作的真正精神是自由的、个体的、不受其他力量干扰的。从近年来的经验看，凡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节目，其实都是距离意识形态比较远的节目，都是电视工作者自主创作的节目。这样的节目，才能“领导放心，人民满意”，莫谈国事，全民娱乐化就好了嘛。如果连这样的节目都要树立个典型出来，干脆大家都不要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