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4月27日社论，发表时有删改

    第三次“陈江会”昨日在南京落幕，两岸两会签署三项协议，并发表关于陆资赴台的共同声明。假如说前两次“陈江会”是互叩大门投石问路的话，这次则是大幅度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三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经贸交流已完全常态化。未来两岸沿袭成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则政治协商他日可期。   
    自去年6月两岸两会复谈以来，短短十个月，签署了九项协议，使得大陆30年前提出的“三通”终于成为现实。两岸协商也从扩大交流层面进展到强化交流秩序，双方参与会谈的人员与层级更多更高，涉及的议题范围也逐次扩大。可以说，如今两岸交流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已远非三十年前的愿望可比。   
    接下来的第四次“陈江会”将讨论渔业劳务合作、农产品检验、两岸标准与检测合作、避免双重课税等四项议题。如无意外，每年春秋各一次的两会协商将逐渐增加新的会谈内容，不断拉近海峡两岸的距离。在基于共同利益与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正逐步巩固互信互利的协商轨道，并使之秩序化。    这三个协议对未来的两岸互动影响深远。航班改为定期，将极大促进两岸人员的往来便利，虽然尚不敷用，但已足解燃眉之急。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在过去更是不可想象之事。这意味着两岸的金融主管机关将来要到对岸去实施金融检查，再也不必委托民间团体。不论企业还是主管机关，都会节省交流成本，银行、证券、期货等市场，也会在此基础上陆续互相开放。   
    至于合作打击犯罪之举，则凸显出两岸当局对法治与制度的尊重。自1990年的“金门协议”之后，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的领域里合作甚微，以致许多在台犯罪的重大刑事犯长期潜逃大陆，有的还在当地投资企业，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座上之宾，因此一些台湾民众对大陆法治抱持不佳观感。合作打击犯罪，对两岸共同维持来之不易的经济合作环境至关重要。   
    马英九团队上任一年来，民调持续下滑，外界风评不佳。而两岸经济合作则使得台湾的实体经济状况有所改观。台股已摆脱阴霾，准备上攻六千点大关，台湾外贸的负增长也逐渐减缓。两岸的共同努力，使得马英九团队的政策已经渐有成效，正面利好消息不断传出。这为遏制“台独”在岛内的声势，创造了良好条件。   
    马英九在此次“陈江会”后高度评价会谈成果，也对未来抱有信心。他在4月22日与华府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视频会议时说，“台湾应跳脱过去八年内战及冷战遗绪”，由台湾的枢纽位置拼经济与铺陈两岸关系。他强调，他的政府重视的是台湾的“地理位置”而非“历史”。 由此可见，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必须西进与大陆合作，方能永续发展。马英九前不久有心要兼任国民党主席，除了内部考量之外，最大的可能是，他需要一个党内身份与中共高层交往。这已暗示出，马已经有了前来大陆的心理准备。    
    此次南京会谈中，双方一致认同经贸正常化和制度化的必要性，台湾方面期待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在未来亦会启动。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当下，两岸携手抵御风暴，共创双赢局面，亦为两岸民众之福。进而言之，未来形成的两岸三地共同市场，将使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此抟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为后来者奠下坚实之根基，极大程度上设定了两岸的未来走向。   
    马英九在博鳌论坛前说的“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开创未来”，与去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虽在表述上大同小异，但其意义未可小觑。两岸对现实与争议都已有共识，即循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之顺序，共同擘划两岸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回顾一个甲子以来两岸分治的历史，今日之两岸协商，堪为民族之大幸。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对海峡两岸未来合作，抱持极大之乐观情绪，也望两岸当局能以整个民族之未来为考量，共同擘划两岸愿景。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别，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原刊搜狐，有删节

    今年春运都过去好久了，如果不是近日某新闻周刊反对实名制的一篇文章，这种痛苦的记忆恐怕没人愿意再回想一遍。火车票实名制在两会上呼吁了好多年，铁道部从来视而不见。不过这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有些媒体居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实名制，就是跟人民群众过不去了。
    春运和黄金周算得上是当年人类社会罕有的人口大迁徙。铁道部不堪其苦，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每年都有人跳车或者卧轨。铁道部照旧双手一摊，一票难求的问题目前仍然难以解决。一票难求的责任都怪到铁道部头上，铁道部总觉得太冤枉。但是没办法，铁道部只有一家，要是有铁道部S和铁道部B，可能就会好一些。
    当然写声援铁道部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不大乐意我拿航空公司跟铁道部做对比。但是事实俱在证据确凿，航空行业引入竞争后，不论是票价还是服务，都出现令消费者满意的变化。铁路就不一样了，除非你愿意跟重庆的那几个乡亲开摩托车回家过年。这个作者好像对人民群众的抱怨丝毫没有体会，反对实名制的那几条理由简直经不起推敲。
    原文说，“以现在的铁路售票条件，实名制只能是由铁路售票窗口提供纸和笔。”这种痴人说梦的话也太藐视铁道部的硬件设施了。身份证的终端读卡设备早就研发出来了，现在自助办理登记手续的无人值守设备，轻轻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打印登机牌。连收废纸的公司都无纸化办公了，你能想象售票还要纸笔么？
    作者还说，“何为买票公平？就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言，应该是拍卖制。即出价高者得票。”这简直对铁道部太不了解了。铁道部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年来，唯一没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部委，政企根本没有分开，市场经济原则在此根本无法适用。何况，卖票又不是卖文物卖土地，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搞的哪门子拍卖？现在的问题是，铁道部门把白菜卖出了肉价，还不好好服务。
    许多网友说，印度10亿人口，照样实施了实名制。可中国的问题往往是这样，在比老百姓收入的时候，咱们跟非洲比，在比政府服务水平的时候，咱们跟朝鲜比。总之，在需要国际接轨的时候讲国际接轨，在需要特殊国情的时候强调特殊国情。这种翻云覆雨的手腕恐怕是谁也比不来的。
    从2003年以后，全国重点城市的火车站几乎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些成本全来自于纳税人，是编列于政府预算的。说什么场地受限、扩建成本之类的话，是无法说服群众的。加几台身份证终端机，能占多大地方？许多外国朋友经常疑惑地问，为什么中国的火车票不能上网购买？我就回答他，那是因为中国有个铁道部。这位记者要是多看看新闻后面的跟贴，恐怕一定会汗颜自己为什么写出了如此不堪一击的声援文章。
    当然，咱们不是说非得实名制不可，但要反驳实名制，也得说出点有技术含量的话。像这种贻笑群众的文章，说不定铁道部门的同志看了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有困难要拒绝实名制，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拒绝实名制，这就目前最大的问题。何况，铁道部从来没有否认过火车站的验票系统不能和公安系统的数据库联网。科技都发达成这个样子了，假如老拿技术因素说事儿，不是给国家高新科技计划抹黑嘛。
    不管结果好坏，试一试总是无妨的。现在铁道部门连试点的想法都没有，还有一些媒体在边上呐喊助威。从政治逻辑上说，假如有人一定要反对某个明显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有利于保护集团利益。火车票实名制，估计依旧要喊很多年。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圆明园的鼠兔首，让厦门商人蔡铭超一时之间成为“爱国志士”，我不免吃惊不已。不过，丢人和耍赖绝不是爱国。这两个水龙头，充其量也就值十多万人民币，那个法国商人贝尔热绝对是信口开河。中国现在有钱，这些欧洲文物藏家趁势敲诈一下怀着各种目的的爱国人士，大家各有所图罢了。
    林行止给《信报》的专栏文章曾经说过，不少国内专家认为这些十二生肖铜塑并非出自中国工匠之手，除了造型方面极像欧洲工艺，文化层面也不似国产。如果翻阅清代皇室的开支记录，应不难找出依据。这桩公案如何了解，尚在未定之数，姑且不去说它。好在经此一役，外流文物方才引发国内讨论。
    中国外流文物总量有多少？恐怕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问题。吴树先生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认为最保守的统计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这些文物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博物馆的馆藏总量。这个数字作者认为太过保守，我也不相信。
    作者提出的另一个事实，却更令人触目惊心。1949年之后流失的文物，在流失总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流失文物泰半都是近20年走私出去的。仅美、英、日、法、韩菲六国，每年都有百万件中国文物上市交易，中国每年要失去一座故宫。每天都有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不知道的角落里发生。作者根据官方的数据，做了一个统计，4个海关，在一天时间，做了5%的抽检，竟然查扣文物1.55万件。
    这本书，堪称是中国文物的盛世危言。作者用了5年时间走访博物馆、文物市场、专家、盗墓者、渠道商、拍卖行，完整的描述了一条文物流失的链条。中国这个文物大国，文物资源却日渐衰竭。作者认为，文物市场存在着动摇社会秩序且颠覆价值观念的黑洞。人的灵魂已经被金钱吞噬了。    
    中国早年的器物，实用性及观赏性是其主要特征，并未进入收藏视野。近代开始，金石学才纳入新发现的甲骨及简牍，并扩及元明器物和各种杂器。在学术上，罗振玉和王国维是集大成者。清末民初开始，收藏才逐渐在民间兴起。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猎宝者，已经光顾无数次了。圆明园、敦煌、楼兰古城、景德镇，整个中国的版图都在外人的觊觎之下。那些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宝，也不必说了。
    潘家园正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许多达官显贵家道中落，不肖子弟，拿了自家的东西去城外的潘家窑变卖，又怕撞见熟人，面子上不大好过，于是就半夜站街，天亮撤摊，人称“鬼市”。这样的鬼市全国各地都有，早年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生意，市场经济一来，也被正名为“市场”了。潘家园几乎占据了文物交易的半壁天下，也是盗墓者销赃的渠道之一。这里每年都要产生为数众多的富翁。
    不过如今，潘家园家里九成九都是赝品，作者对文物的认识也是从潘家园的赝品开始。文物的识别，一是鉴真，二是识假。现在的文物制假水平，几可乱真。1994年，潘家园市场里出现一种北魏陶俑，多位国家级专家认为是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呼吁国家下拨专款购买，历史博物馆购买三批，费银80余万，故宫买了两批，费银10余万。
    随后市场上出现的陶俑越来越多，几乎到了要买多少就有多少的程度，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不会如此。专家又做了一次鉴定，说真说假的都有。后来经过大量排查，发现所有陶俑都出自洛阳农民高水旺之手。专家赶到当地，警方要拘捕此人，高水旺将制作过程全程演示一遍，众皆愕然。
    举例而言，文物作假早年还采用填埋法，比如青铜器和陶瓷，可以做出“土锈”来。但是一般通过不了科学仪器的老化测验。如今，只要把一件陶瓷经过一次X光机的照射，瓷面的老化程度可以提前200年。这些文物贩子带着赝品坐几次飞机，就可以把新仿品作为到代的正经文物卖出去。而这一点，起初专家们竟然毫无察觉。也就是说，我们在博物馆里见到的回购的文物，很有可能就是民间的高仿品。河北有个企业家费资数亿，建了一个“国宝山庄”，在拍卖市场上拍了不少上等级的文物，十之八九都是赝品。
    真正的上等级文物，即便当面看到盗墓贼从地下起出来，十有八九也是假的。把赝品事先埋进去，买家来了再开挖。如此被坑的藏家不计其数。真正有货的墓坑，文物多半都流向了拍卖市场。盗墓者这一环，赚取的钱并不多，随口叫价就转给文物贩子，后者通过渠道转到国外，国内的藏家再从国外买回来，经过海关“火漆”认定之后，文物就完全合法了。
    有的大墓，是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贼抢着时间挖的。官方白天挖，民间晚上挖，防不胜防。甚至这边考古还没结束，前几天挖出来的文物就上了国际拍卖市场，速度之快令人乍舌。我2003年去宁夏兵沟汉墓做采访，还跟着一些文物贩子进入几个盗洞，里面狼藉一片，几乎都是打碎的文物残片，尸骨七扭八歪地散落在地。兵沟汉墓，基本上十墓九空。
    后来我辗转找到一个道上的老手，求他带我挖一次，人家死活不愿意。据说干这行的基本都是兄弟、父子、连襟等，不熟的人不能一起干。底下的人把东西送上来，一抔黄土就被上面的人给了结了。他还带我去看过一具骸骨，死者就是前不久盗墓被同伙埋了的。宁夏的被盗文物，基本是流向西安。
    以前有句老话说，到北京看砖头，到南京看石头，到西安看坟头，到苏州看丫头。西安的汉唐陵墓为数众多，当地人说“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大大小小的皇帝陵墓不下二百余座，也是十墓九空。汉墓基本到唐代就被盗过数次了。唐墓留给考古人员的也不多。现在乾陵是否开挖正在争议之中，但不少学者认为，很可能挖下去什么都没有。    
    本书作者还跟着几个盗墓贼去过河南的盗墓现场，因为用手机拍照，险些被灭口。盗墓最猖獗的地域自然是西安和洛阳。考古工作者不论人力、财力、科技手段，都无法与盗墓者相比。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洛阳铲，是盗墓者发明的，后来正规的学术考察，也使用这种工具。许多盗墓者的眼力，文物专家是不能比的。
    当代的文物流失几乎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比如文物贩子雇了深圳的菜农，把大件的青铜器放在背篓里，就轻易过了罗湖海关。有的是在几十件同类赝品中放一件真品，以工艺品的名义出口，多年以来很少出过岔子。这种盗卖的链条极为隐秘，真要查起来，海关的工作量非常大。  
    另外，一些在册文物，也堂而皇之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当然是监守自盗之故。承德外八庙文保部原主任李海涛，盗卖故宫及外八庙文物两百多件。文物大部分是卖给了北京慈善家李春平。作者详细讲了这起案子的过程。当时这起案子经《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之后，广为人知。不过这本杂志却因为一个图注失误被李春平告上法庭且败诉了。
    笔者当年供职于该刊，恰是这篇报道的编辑，对于这个案子的内幕较为清楚，后来也在《名牌》杂志写过文章，指出李春平在此案中有洗不掉的嫌疑。该人两次从承德警方那里逃脱，后来竟不了了之。许多法律界人士说，此案从2006年拖延至今不能定案，当是这个原因。
    拍卖的猫腻也非常多，比如给鉴定人员好处费，就可以把赝品当成真品来拍。几个“拍托”竞相叫价，把价格哄抬上来，等别人入瓮。中间的手法不胜枚举，作者自己花了不少钱，参加过数次“假拍”和“拍假”。许多拍卖公司，公然将已被原作者认定为赝品的字画拿来拍卖，即便原作者以告诉相挟，亦不能制止。
    启功先生的字天下知名，在其生前，每年拍卖公司都有他的作品亮相。启功去看了一眼，认为都是赝品，旁人劝他打官司维权，他却说，“由他去吧，其实有些字（赝品）写得比我要好，只是苦了那些花钱的买主！”画家韩美林并不以画马知名，却有一家公司在拍卖署名韩美林的《八骏图》。这八骏乃是以韩先生画过的一匹马复制七次搁一起，凑成“八骏”。即便这样拙劣的赝品，竟也被拍卖公司的专家鉴定为真品。这种笑话俯拾即是。
    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南方某城一位领导，经法庭审判定为受贿罪，受贿物品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文物。后来其家人买通鉴定专家，用仪器将这个文物鉴定为价值一般的工艺品，于是提出上诉。检方当然不服，又找了另外的专家，再次鉴定为文物。这个官员呢，一会有罪，一会又无罪，于是上演了一出长达数年的“捉放曹”，至今没有定案。
    无法定案当然是因为文物的真假不能认定。现在鉴定文物，主要还是通过“眼学”与仪器配合，但这种鉴定方式并非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有时把真品鉴定为赝品或者贱卖，有时把赝品鉴定为真品收入博物馆，真是乱象四起。作者痛心的说，当下的文物市场，就是一出杂乱无章的闹剧，主角不是收藏者与保护者，而是商家和专家。
    文物本是国之重器，沾上铜味儿，性质就全变了。至今，文物市场的“放”与“收”仍然没有定论，哪一种办法都不妥。放的话，走私会少一些，但中国文物很可能身价大跌，收的话，走私盗掘会更猖獗，说来说去，无非跨不过利益这个坎儿。这个圈儿涉及的人和层级都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现在主管部门也是束手无策。
    清代人们把古物泛称“骨董”，所谓“骨”，取肉腐而骨存之意，意思是保存过去之精华。《续资治通鉴》的编者、大学问家毕沅，人称“博综金石、搜罗丰盈”。此公抚陕之时，曾贴出通告，概不受礼。但骨董可就除外了，于是下阶官员，纷以古器赠之。有县令某，以古砖二十块着人进献。毕秋帆阅之大喜，遂询之。来人称，家主人招阖县匠人，在县衙中亲自烧制。
    这当然是个笑话了。毕秋帆后来虽被嘉庆抄家，但学问上足可万古流芳。他的喜欢是真喜欢，他在关中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又征集碑刻，藏于学宫，缮修古迹。有文化的官员的就是这样，自己喜欢，也要民众同赏。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是要让群众跟着有文化。
    当今的藏家岂能望其项背。《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点出这个“谁”是谁，却已隐晦点出，收藏中国的人，是翻手云覆手雨的资本利益集团。比如，每年每到党代会的时候，就是文物交易的一个高峰时期。盖因许多人以文物为礼品，投附庸风雅之徒所好。其中又以瓷器、青铜器最多，故而这两个种类的文物价格都比较高。而文物价值更高的早期陶器、漆器，则价格平平。
    文物市场的开放、引入拍卖机制，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给全民普及了文物知识，如今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古董，没有人会像文革破四旧那样砸个稀烂，全送到电视台的鉴宝栏目，想卖个像样的价钱。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对保存文物而言至关重要。即便是盗墓贼，也比早年小心多了，不会直接在墓坑里扔炸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物保护的力度。
    在这种环境下，文物当然是一种商品，但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国府当年东渡孤岛，蒋中正特意嘱咐挑选一批国宝同行。因为文物是记录历史、记录文明的物质载体。从这个意义说，文物与那些已经被铁栏杆围起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并无二致，但人们却并不对文物而生敬畏之心，这才是真正令人忧心之处。

 原刊东方早报  

    在中国想干成点事情不大容易。一些报道说刚刚开拍的电影《孔子》中，有孔子与南子的感情戏乃至三角恋，二十多个跟儒家有关的机构就坐不住了，联名给剧组发去公开函质疑，呼吁尊重历史，敬畏圣人。剧组立刻澄清说绝无类似剧情。这个事儿有多种解读版本，有人认为是剧组炒作，有人认为是儒学机构闲得牙疼。在我看来，感情戏乃至三角恋，并非一个负面描述，孔子就为什么不能有感情戏？
    不消说，问题肯定出在《子见南子》。这本是一个存疑数千年的学术悬案，至今未有定论，不过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当然要拍。公开函说详考孔子一生，并无感情纠葛，倘穿凿于此，“吾等实难接受。”穿凿附会当然不能接受，但言之凿凿地称孔子并无感情纠葛，反对拍孔子的感情戏，兄弟我也“实难接受。”
    子见南子一节，《论语》语焉不详，《世家》语焉不详，二人会面互相致礼后，谈了什么做了什么，至今尚不得知。从《论语》的时代起，学术界就没有停止过讨论。近世以来，钱穆、杨伯峻、李泽厚、南怀瑾诸先生，也都有各自的解释。不过电影就是个故事片，凭一部《孔子传》是无法编出剧本的，当然要用合理想象去填补空白。孔子与南子的绯闻，当时就传出来了，不交代是不成的。
    南子之淫行，早为人知。孔子见国君夫人，以礼对之。或者南子环佩玉声地勾引过孔子，但咱们的圣人彼时年过花甲，即便有心恐亦无力。所以熟读圣贤之书的儒学老爷们，不必过分敏感。他们为尊者讳的心情我当然能理解，但也不必把圣人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木头。作家柏杨说过，“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只木偶，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真实的孔子并不是板着面孔的教书先生，相反，他是一个性格随和、活泼好动的人，他有脾气，有缺点，有时候令人不能理解。比如子路对他见南子有意见，他拍着胸口说，“天厌之！天厌之！”着急得开始发誓了。卫灵公与南子同乘，孔子次乘，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人家两口子是国君和夫人，警备车招摇过市本来很正常，为什么就是好色了？不过钱穆先生认为此事绝不可信。
    不知胡玫版的孔子长相如何，反正史籍中孔子不算帅哥。《白虎通》提到孔子有唇露齿、眼露睛、鼻露孔等七种异相。有人说，类似于巴西队球员Ronaldinho。《春秋演孔图》说孔子：“身长十尺，海口尼首，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并齿龙形，龟脊龙掌，胼协修肱。”长成这样，实在会吓到小孩子。
    孔子本人很实事求是，跟后世的描述颇不相同。人家说他是丧家犬，他笑呵呵地说，然哉！然哉！五四期间曾经对孔子去神化，然则过犹不及，变成打倒孔家店了。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批周公，那更是穿凿附会之举，可全国人民都在骂孔老二克己复礼云云。人们对孔子的认识，依据时代之不同亦有差别，有冰冷肃穆的孔子，当然会有热情如火的孔子。
    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拍过《基督最后的诱惑》，其中的耶稣的感情戏引起宗教界人士的极大不满，但人家最后还公映了，没说不让拍。文艺能否繁荣，真的跟环境有莫大关系。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拍，拍来拍去，只剩康乾盛世的辫子戏可以拍。孔子也是娶妻生子、有过感情历程的普通人。他们如此保护孔子，从感情上可以理解，但就创作自由而言，我依然“实难接受”。

    2009年4月10日，值《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签署实施30周年。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与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12日上午举办研讨会，并请马英九及美、台多位学者出席发表看法。在此前的3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第55号决议案，重申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不变承诺，并称该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

　　中美两国在1979年正式复交后，美台双方无法以国际条约规范双方关系，国会遂制订《台湾关系法》取代遭废除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法实施三十年来，事实规定和牵制了中、美、台三角关系，在海峡两岸形成了战略平衡。其制订宗旨说，“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并为其他目的。”现在看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立法目标已基本达致。

　　不过，时移世易，三十年过去，该法的时空背景都与制订之初大为不同。早在五年前，华府智库就讨论过《台湾关系法》未来的适用问题，认为应当修正该法，使之对台湾的承诺更加细致。台湾当局也多次试图促使国会推出《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台湾方面都感觉到，目前三方关系，已经逐渐向北京倾斜。

　　自内部而言，台湾在这三十年内完成民主转型，从独裁政体变为民主政体，并愈加成为一个自治自决的政治实体，这将使得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台独一旦成为多数人民的选择，冲突就会升级。目前多数台湾人民愿意维持台海现状，只是因为大陆并未放弃武统。冲突依然潜伏，这种不安全感，自会让台湾提出完善《台湾关系法》的要求。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世界地位日渐重要。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声音与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不可能与它的最大债权国发生太多嫌隙。《台湾关系法》长期以来遭受中国大陆的反对，认为这违反中美联合公报，并干涉中国内政。虽然说国内法在位阶上优于国际条约，但来自北京的压力也是日渐增加。

　　因此，来自北京和台北对《台湾关系法》的变化有着完全相反的期待，前者希望它能减弱甚至废除，后者希望能加强。而美国政府的不同分支——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对该法的修改态度，几乎也重复着《台湾关系法》建立时的倾向：前更亲北京，后者更亲台北。因为对于行政分支来说，受到《台湾关系法》的牵制，让它在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常常有政策矛盾之处。但立法分支认为，《台湾关系法》依然是保卫台湾不受北京控制的最后屏障。

　　目前，统一对两岸来说，并非眼下最急迫的议题。北京将“和平统一”修正为“和平发展”，暗示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统一只是一个终极目标，而非短期任务。这也使得华府在台湾问题上可稍微放心。如是，维持当下这种战略模糊，就成为美国不得不为之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唯一符合三边利益的政策。台湾不要奢望《台湾关系法》会出现对其更加有利的修订，美国也不会无限度地满足北京的要求。

　　马英九评价说，《台湾关系法》的弹性与最近两岸情势的和缓，为台湾、美国与大陆在共同合作的道路上提供了新契机，新的均衡将能够对各方创造出“三赢”的局面。这样的希冀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无疑，《台湾关系法》并不能承担如此重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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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引起巨大轰动的义务施粥摊，近日被叫停。一篇号称调查叫停真相的报道，也没有接近真相。《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这个粥铺不小心给政府“抹了黑”。不论如何，停止施粥，让人不免为之惋惜。林如新的施粥摊，其实是当代民间力量萌发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近古时期，尤其是宋代以后，施粥是饥馑之年的政府常态行为。地方政府会在粮仓附近设置粥棚，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不至于饥饿至死。大家在清宫辫子戏里，经常会看到这种场景。尤其是当皇上的，一定要去粥棚亲自施粥，以彰显其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天子情怀，有时候还会喝一口冷水，嘘寒问暖一下。
    除了政府的粥棚之外，也有体制外的民间粥棚，比如宅心仁厚的大户人家和寺院。当时社会形态允许民间自治，以乡绅和宗族为联系纽带，基层自治搞得不错，不是特别大的灾荒，是不需要衙门出面的，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民国时期。粥棚后来就消失了。
    民间粥棚不需要动用政府财力物力人力，属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明清时代，官方是鼓励民间及寺院设立粥棚的，不需要什么注册和卫生检查。如今的粥棚，假如要收费，那就是营业盈利行为，属于工商局卫生局等一大堆局子管，假如不收费，施舍做慈善，对不起，那你就是个“社会团体”，要去民政局注册。《东方早报》的报道可谓一针见脓。
    或有人说，林如新的施粥摊让当地政府觉得难堪。这可能也是解释之一种，不过未经证实，不好妄自揣测。话说回来，咱们的政府为群众操碎了心，早年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救苦救难在宣传上那是一贯的，假如民间有人替政府来救苦救难，那确实是让政府面子上不大好看。假如赤脚大仙跑去五庄观救活了人参果，观音菩萨当然会暗自不爽。
    为什么个人不能施粥呢？施舍和做慈善也是公民的权利，剥夺不得。何况这还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不论从矛盾论、三个代表还是八荣八耻、自力更生上看，都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至于社会团体的注册问题，我以为，只要有利社会和谐和百姓安康的事情，多允许注册一些社会团体，对群众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就搞不清楚有关部门到底在担心什么，他们的思维总是跟常人不同。
    有件事情跟这个类似，颇值得一说。我在北京地铁里，经常听见喇叭鼓励大家自觉抵制乞丐，我就非常想不通，一个失去土地、失去生存能力、没有医保和就业保障、且只能出卖尊严的人，社会就是他最后可以依赖的屏障，倘若这个社会抛弃了他，那还有谁能为其提供生存的条件？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咱们儿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往往的生命。有了地铁里这个扩音喇叭，世界就离他很远。
    有年冬天我下了夜班回家，在铁道部信访室门口的墙角里，发现一个冻得已经不能说话的老人。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只能用迟滞的眼神跟我交流。后来我拿了一床闲置的被褥给他，还有一杯热水和两个烧饼，他已经无法用语言表示什么，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明显感觉出，他对这个社会是何等绝望。
    林如新的一碗粥，很可能就是《警察和赞美诗》中的那首赞美诗，让绝望的人对这个社会还抱有一点希望。而这一点点希望，也许就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东西。斩草除根如果做得太彻底，必定会遭受未来强烈的报复。抵制乞丐也罢，叫停施粥也罢，都还算是小事，但是不能扼杀了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一点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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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嫖妓本是个非礼勿言的事儿，太费口舌反有动机不纯的嫌疑。不过如今我们升斗小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远非昔日可比，世风日下的速度及加速度都远超想象力，言者闻者亦不会脸红。这项活动在吾国如此昌盛，原是有历史传统的，虽然近世以来被禁，但被公开谈论的频率却越来越高，唯一不同者就是越来越走样而已。
     管仲首先在中国设立官妓，时间是公元前685年，比西方的官妓约早一个世纪。这些官妓一方面伺候各国的游士，一方面供官员娱乐。当时还要收税，后世称之为“花粉钱”。明代学者徐树丕考证说，“女闾七百，齐桓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皆寡妇也。”后世皆认为这是中国官妓之始。
     西方国家妓院由雅典大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创设。梭伦的目的是为减少淫乱，而非增加淫乱，这与吾国略有不同。中国古代的官妓，纯粹是官员从享乐角度出发而设立的。唐朝就已有了“官妓”这个词汇，军中的则称为“营妓”。这些妇人多是罪人妻女，来服侍现任官员，有时候还能遇见一个大院儿的熟人。
     当时官员嫖妓的花样很多，事前要吃饭喝酒行令玩游戏听曲吟诗，完了之后再分别进房成就好事，很有文化含量，快乐身心，不像现在一些官员上来就猴急得埋头猛干，粗鲁得完全不像个读过书的公务员。唐代官员结伴冶游，未觉得有何不妥，甚至几个官员同时属意一人。新考取的进士，携官妓开“曲江会”，题名雁塔，已是常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这长安花是什么花？花魁是也。
     歙州录事李曜卸任之时，不仅交割了刑名钱谷，还把自己喜欢的妓女媚川留给后任吴国。这两人为这事还相互写诗酬唱。迷恋妓女甚至忘了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左庶子薛宜僚本来要出使朝鲜，因为船出了事，就在东海边上暂住，遇见官妓段东美，缠绵年余，才去朝鲜办公务。在朝鲜还没举办册礼，就因病死了，临终前念念不忘段东美。还有军官跟营妓生了孩子，后来做齐了手续，也能混一个国家培养名额。
     主管部门很少从民间买卖娼妓，至于在大街上强抢民女的，也就是高衙内那类人能干得出来。唐代除了官妓之外，也有私娼，不敢公开挂红灯的那种，一般服务普罗大众。官妓的存在，对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唐代官员的性交待遇已经跟老百姓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在等级社会，生殖器这玩意儿也是有等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找年轻漂亮的处女为乐，有钱有势，自然嫖妓的要求也就高一些。
     这些官员现在看上去不像好人，在当时却是有口皆碑的好官，因为私德虽然有瑕，却没有影响到当地百姓。进士狎游的时候，群众最多是围观一下，社会风气虽然不那么好，但老百姓也没什么怨气，有时候还送个万民伞之类的东西。社会基层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除非到王朝末期，才会有嬴粮景从一呼百应的局面。
     现在的官员就没有以前吟风弄月的水平。就拿最近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这事情来说，《人民日报》说的很对，“郡县治，天下安”。不折腾基层百姓，就很不错了。这些基层官员不是嫖宿，而是强奸，因为很多女孩子都是14岁以下的。以前闹革命的时候有句口号，“革命一旦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那只不过是个动员口号。真想要跟女学生睡觉，也要组织安排介绍才行，很少看见明抢的。
     习水县政法委书记袁云勤说，“这个案件暴露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亟待加强；二是公安部门对校园周边的管理力度要加大；三是需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教育。”照我看，这个顺序完全反了，加强干部教育说了这么多年，事情越出越多，越出越奇，很让人怀疑“加强”的效果。许多女孩子本来就是被强逼的，为什么要首先管理学生而不是管理官员的鸡巴。
     幸亏《人民日报》出手，否则按照以前的经验，会有人告诉我这是干部上了刁民的当。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结果一个个不仅没有先进性，连人性都没有。在商业性行为不违法的国家里，都不会容忍有人做雏妓，我们这儿严厉打击，却层出不穷。新华社的报道说，九成五的落马官员都有二奶，看来干部的性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不如咱们恢复妻妾制度，解决官员的后顾之忧，这样他领导我奔小康的时候，我还能放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