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评论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谍中谍3》，有一部分场景在中国拍摄，最具中国特色的镜头，乃是一面墙上的“办证”二字，还附了一个手机号码。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手机号码。办证的小广告，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可见中国人是多么需要证件。最近有网友总结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至少需要办80个证件，引起网友的强烈共鸣，有人结合自身经验，认为远远不止80个证件。   
     证件是历史的产物，战国时代的虎符、秦汉时代的印鉴，均是证件之一种，其功能首先是证明身份。汉代以后，官员的名刺、谒帖开始出现，这种谒帖自己在竹片、木板上写一个就成，跟名片的功能相类。唐僧西天取经，全部证件只有一个，就是通关牒文，说白了就是护照，这已经是由政府颁布并登记在案的身份文件了。   
     古代户籍制度建立健全后，对普通百姓而言，并无身份证件的困扰。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也简单，不需要百姓频繁证明自己是谁。现代社会则不同，身份标识变得极为重要，动辄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能力或者个体状态。证件的存在有其必要，但明显中国的证件种类繁多、办证程序繁琐、证件管理复杂，往往让人疲于奔命，使得百姓叫苦连天。   
     毋庸置疑，证件无疑是对公民进行人身管理的一种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饭买布都要供应证，共产主义一直落实到胃部。在供应短缺的年代，有证也不一定有吃的。当时农民出行，要公社出具证明，才能买到汽车票、火车票，迁徙自由也成为空话。最根本的吃饭问题都依赖证件管理，可见人身控制之严格。改革开放后，人身控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如今的证件，恐怕每个家庭都像宝贝一样集中收藏，不敢稍有闪失，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证件会被要求出示。举例而言，一个公交车司机，要随身携带12个证件才能上岗。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证件——比如暂住证，一个朋友在北京都买房10多年了，他还一直是暂住，暂时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证的房子里。   
     之前武汉有个报道，一个在武汉工作的青年，早年在孝感的一个国营工厂落户，后来工厂倒闭，他立刻成为黑户。在办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孝感不给办，说是原落户地已经不存在，武汉也不给办，说是没有在武汉买房子——他也买不了房子，因为没有身份证。在碰壁无数次之后，他觉得自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除国籍了，他甚至还在网上寻求他国的接纳。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由此可见中国人苦证件久矣。有许多证件，根本就是部门利益在作祟。比如学生求职有学历证学位证还不行，还要配一个证明该学历学位为真品的鉴定证件。照这个逻辑，这种鉴定证件完全也有可能造假，那就再出具一个鉴定证件为真品的再次鉴定证件。每一个证件都代表一种权力，每一次收费就是这种权力的变现。   
     个人证件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但同时也让政府管理模式变得机械化和效率低下。增加一个证件，某个部门说了就可以，而取消一个证件，则要协调大半年。证件发了之后不加管理，那证件也形同虚设。去年牛奶出事的时候，每个厂家都是证件齐全的合法企业，但照样不能防止恶性事件的产生。 
     要命的是，许多证件之间还有关联关系。比如你要开一张证明文件去证明另一个证件的合法有效。有时候证明内容千奇百怪，比如证明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证明自己被偷窃了；证明确实有杀猪的权利；证明某时段在某处，不一而足。百姓编了一句顺口溜，部门权力证件化，人身权益许可化。好像中国人民天生就是坏人，非得四处找证明才行。   
     当然，对于一些涉及公民利益的职业，比如医生、教师、检疫员等人员，正规的证件必不可少，但对于可有可无的证件，能少则少。信息化时代，一张芯片能够容纳的信息足够多了，能合并就合并。例如准生证、火化证这种在国外听来骇人听闻的证件，不如直接取消了好。证件大国并不是什么褒奖，只能说明权力对于社会的渗透有多么严重。   
     各类证件证明和公民的直接权益挂钩，其后果就是公民权益容易被损害，且又给假证生存空间。证件越多，个体越不自由。对关涉公民权利的领域，至少应该由公民来做主，而不是靠证件来管理。我很不同意成龙说的“中国人就该被管”，至少在农业社会，基层自治让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极低。建设公民社会，要首先让公民减轻证件重负。

原刊搜狐

     河南青年王清因为要求政府部门公布“三公消费”，竟被一些部门认为是“间谍”来刺探“情报”，甚至人身安全也曾受威胁。三公消费是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这些信息，本来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列范围之内，理应主动公开。如果让公民千辛万苦去索要，政府显然已经失职。   
     三公消费的款项皆系公民所纳之税款，政府系由公民养活的服务机构，这笔钱如何花的，当然必须让公民知道——以上是法理上的说法。不过呢，在咱们这儿，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如果万事都依照法律，恐怕也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咱们这儿的行事逻辑其实是另外一种。   
     以前在公民对三公消费还没有直观感受之时，钱怎么花从来想不起去问一下。如今权利意识觉醒，当然要问个究竟。但地方政府此前作威作福惯了，这种事儿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就往死了花。比如上面要限号行驶，那我就再买一辆车，反正都是国库出钱。如今老百姓一问，他们才意识到这样花钱是个十分羞耻的事儿，当然不好意思公布。   
     当然，对于这种让政府难堪和不爽的人，历来就是被贴上“刁民”标签的。这种人，立刻会被划入阶级敌人序列，从不会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是以敌我矛盾处理。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几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不过这种做法也忒低级了一些。一些地方领导，听说上面抓了几个什么间谍，又受了《潜伏》这种黄金肥皂剧的影响，也来跃跃欲试。   
     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就有上行下效之说。很可能中央的一些决策和讲话，到了地方和基层，就成为活学活用的教材，从金字塔尖开始直到塔基，变成一个模样。这还不算完，在此过程中，高层的意志和主张被一层层放大，相反，底层的意见却被一层层压制。假如上级出现错误，下级又“创造性发挥”，错误只能越来越大，底层意见被层层封锁，高层反而不容易获得真实信息。   
     在河南这个事件中，地方官员对于法律的漠视令人发中指，只能假设有两种可能。首先，这些官员根本没看过《信息公开条例》，这样非常令人心寒，因为官员不仅不懂法，还刁难懂法的群众。其次，假设他看过这部法律，但丝毫没有任何愿意遵守该法的意图，那就更令人心寒，有法不依，保护公民权利势必是一句空话。    
     政府不仅习惯了权力中心的位置，长久以来，还努力维持信息中心与真理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信息，它在分辨之后才决定哪些可以让百姓知道哪些不可以。但是如今的形势不一样了，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服务机构，在政府治理方式需要现代化的今天，已经不能继续强行维持权力中心、信息中心、真理中心的地位。    
     政府需要习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举动和声音。政府治理水平也要不断提高，从戏文、电视剧以及新闻事件中学来的山寨做法，早已不合时宜。如果这样的公民是“间谍”，那把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改造成监狱，恐怕也装不下全国类似王清这样的“间谍”。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如果不要，人家绝对不会主动给。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其实是每个公民自身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