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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新北京观察            ＋＋ 专栏作家  现居北京
    王朔说过，北京有两个：胡同北京和大院北京。作为一个进城干部的后代，王朔的“大院故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内容。他笔下的北京和许多人想象的北京迥然不同。在中国的其他城市，类似这样的单位大院也比比皆是，但倘若把王朔的海军大院故事挪到青岛或者南京这样的军事气味浓烈的城市，就失去了一个标本意义，丢掉了大院文化的精神内核，因为全中国的单位大院，都不若北京来得典型。
        自复兴门以西，长安街延长线及以北，布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院落。气宇不凡的大门，高大敦实的围墙，威严伫立的哨位，熙来攘往的小车，是这些大院给我们的全部印象。内行的人甚至可以通过门口的警卫来断定这个大院所属单位的级别和性质。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商店、澡堂、医院、幼儿园应有尽有，有的大院甚至还设立中学及派出所。可以说，大院几乎可以负责一个人生老病死的全过程。
        1949年后进入北京的新北京人，除了因为工农业建设需要从附近省份调来的职工之外，还有因高校院系调整及政治需要进入北京的干部、军人及知识分子。这些近百万人的生活从此与单位大院密切相关。这些大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大院围墙的建立，北京才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大院里的人，也成为掌管上层建筑的“国家的人”，以他们为主体，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大院文化。
        相比之下，那些老北京人，则大多分布于工交、商业等服务行业。而这些北京人，他们的居住地便是遍及内城的数不清的胡同。不管是后海边上还是正阳门下，胡同的形象永远带给人一个原汁原味的北京，充满了亲切扑鼻的生活气息。胡同北京，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北京。胡同文化，也是整个京派文化的根柢，构成了这个古老城市的全部记忆。在胡同逐渐消失的今天，胡同文化随之成为备受瞩目的显学。
        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北京印象。这样，北京人也被逐渐分为两种：说着夹杂方音的普通话的大院居民和操着京片子的胡同居民。如果再仔细分析，胡同居民对应的四合院，象征的是家庭；而大院居民对应的宿舍楼，象征的则是单位。这是怎样一个绝妙的安排。两千多年来，政权对人们的控制都是通过具备人伦意义的家庭或者宗族，以宗法制度为核心。1949年之后，人们从“家庭人”变为“单位人”，从此有了档案，有了同事，有个固定的圈子，但也被单位控制。
        从城市功能和市民意识上来说，大院对城市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各自为政的大院小社会淡化模糊了居民的市民意识，他们从户籍制度的意义上来说是北京人，但他们与北京的隔阂不仅仅是语言和生活习惯。我的一位朋友在中央机关工作，他的日常工作便是“到北京去调研”，可见，在许多大院人的心里，并没有“自己就在北京”的意识，他们和城市的日常生活极为疏远。
        从城市规划上来说，大院的各自为政让规划部门头痛不已。比如，从南礼士路口至公主坟长达4公里的路段，北向的道路只有两条，车辆分流殊为不易。其原因就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大院跟北京市无关，甚至有的大院的级别比北京市还高。林立的院墙背后，透视了权力的生存法则，让人感到冷漠、拒绝和防范。
        在保护胡同文化的呼声中，我们看到了胡同的坍塌和消亡，好比死掉的画家，作品标价骤然飙升。胡同的居民也将逐步搬进价格不菲的回迁房，他们离开了胡同和四合院，但是还将继续延续胡同和四合院的习惯。与胡同相比，大院开始向市民社会靠拢。社会化的呼声处处皆闻。从军队大院来说，江泽民的“军队的后勤化保障特别是生活保障必须社会化”的指示至少让一些人走进了大院，另外一些人走出了大院。
        我们很乐意的看到，两个北京正逐渐消除彼此之间的樊篱。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永远不会重合，胡同北京只能作为大院北京的背景，并渐渐迷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