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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笫余闲贾葭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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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ttobre 河山何日得珠还东方早报书评，发表时有很大改动 国庆甫近，秋寒渐起，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1928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京的新政府，为彰显其正统，在建国之时，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十数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南面与北面，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这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巨大广场，一直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指针之一。当孙中山的画像第一次取代列宁和斯大林之时，曾引起外国媒体的一致猜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为白驹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份量。 沧海桑田的变幻，一姓之兴亡，宗庙之变迁，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原系平常之事。百姓的颠沛流离与苟且偷生，庙堂之上又有几人得睹。贾谊说的“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本就不是政治家愿意检讨之事。然则，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死生，公也。但真正重要的生民忧乐，却并不为人重视。在宏大叙事的书写惯性下，几句轻描淡写的“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就将政治的无情悄然掩饰。 沧桑之叹，人皆有之，而小人物之运命浮沉，却不常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开篇一章，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1949年1月自浙江淳安赴广州军中探夫，随后便随大军南撤，在海南岛登船赴台。多年回乡之后，当年千山竞秀的淳安古城，竟已变成沉睡水底的遗迹。 应美君1949年离开之时，古城里街市太平，安详得像以往的千年一样。短短十年之后，因为大跃进修水库，新安江在这里被断流，原来林立栉比的数不清的山，变成了岛。淳安城的千年的人文繁华，俱往矣。如今这里叫千岛湖，水下那个1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只存在于应美君的记忆之中。 人们劝寻找父亲坟墓的应美君遥祭，这个要强的老太太冷冷地说，“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沧海桑田的变幻，在她这里，是如此的具体和残酷。应美君50年前离开时的那不经意的回头，居然就是对这个古城的最后一瞥。她在火车上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 那些当年被迫搬迁的淳安人，散落到安徽、江西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同样是1959年，有数万人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搬迁到北京丰台的乡下，从皇城根儿到荒郊野外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公开抱怨，一切为了国家。抛开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节点，不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承平年代，中国人总有不同的痛苦历程。 每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恐怖和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可以视作是她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尤其是一部国共内战史，究其本质上说都是就是一部血泪史。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应美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0年5月，在国府撤退台湾半年之后，在舟山群岛上，不满14岁的少年姜思章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兵到台湾。1982年他突破禁令，偷偷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随后回台发起“返乡运动”，与国民党的禁令做不屈斗争，最终促成了1987年的开放探亲。两岸一水相隔，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四十年。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60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去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1949年10月4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而在此时，北京的新政府正在与“全国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全国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12月8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他12月10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10月1日到12月8日，中国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各自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即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双方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远超过引用列宁与斯大林。虽然当下的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渊源，但就实际而言，今日之马列毛邓思想及理论，已经过共产党人的一再延展，融合了几代领导人的新思维，成为治国圭臬。 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但台湾地狭人寡，转型之艰难较之大陆，恐怕更容易一些。目前，孙中山作为两岸共同认可的“国父”，不应当只是偶像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或可从其思想资源中汲取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资源。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 “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墨尔也认为大陆长期以来对蒋的评价，显失公允。六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承袭的历史任务——将此不堪之中国，变为一独立之现代化国家——被毛泽东和他的继任完成。同时，台湾也结束了独裁政权，建立起民主政体，被称为世界华人民主的典范。两岸各擅胜场，如何相互借鉴乃至融合，都是考验当下两岸政治智慧的课题。 一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该再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龙应台就说，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对内战的亡魂有一个追悼的仪式。 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追悼。仪式做给亡魂，但活着的人在看，“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是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1959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以后是要写到书里的！”写到书里，就是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 27 settembre 誰是國家的敵人旺報評論 9月4日 雖然尚有一個月時間，北京早已進入國慶的狀態。長安街整修業已結束，全市上下都在為國慶而忙碌。上個周末晚上，因為國慶演練，北京地鐵提前關閉，許多通勤族不得不提前下班。在人流集中的商業區域，甚至等不到計程車。天安門周邊全部禁行，網路上一個市民講述自己的遭遇說，因為加班到晚上10點，無法回到一街之隔的家裏。這條長安街就像銀河一樣，阻隔了自己和家人。 那天晚上，市民的類似故事都可以寫一本書或者拍一部電影出來。但在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這不過是常見之事，一切都要為政治讓步。許多學生放棄了假期，每天淩晨起來去南郊機場練習“遊行”，計程車司機也被要求提高警惕，及時配合警方，連去故宮博物院都不能帶液體飲料，戴著紅袖箍的“小腳委員會”遍布於各個街道。 一些市民對此早視若無睹，每逢中共中央會議或者人大政協會議，北京就顯示出政治中心的氣氛，堅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一年前的奧運會，氣氛也是如此。不過壞人到底長成什麼樣子，也從沒有公開讓大家見識過。總之，讓人感覺到，在這個時刻這個城市裏，總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要來搞破壞，威脅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大型活動的安全問題誠然重要，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也不過是警方高度戒備而已。像北京這樣發動全民來維護安全的城市，恐怕不多。這個城市似乎從來都缺乏安全感，堅定不移的相信任何一個普通公民都會對安全而且是“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奧運會後，北京地鐵裏的安檢儀至今還在工作。理論上，每個乘客都是“國家的敵人”。 這樣的心態非常值得探究。追根溯源，這種嚴密設防到底針對哪些人群？如果這個問題可以認知清楚，那麼毫無必要如臨大敵一般，只需對症下藥就可以。比如國慶期間嚴格限制訪民赴京上訪，那麼解決之途頗為簡單，就是傾聽其訴求並解決之，而不當處處設防，層層堵截，所謂堵不若疏也。假如有人對這個政權抱有不滿，那麼能否先檢視自身，是否確有不當之處。當然，“一向偉大光榮正確”的集團，未必會這麼想。 這樣的狀態我想不會持續太久。2005年春天，一位來北京的臺灣朋友向我抱怨道：“當年在臺北，出門老遇見連戰車隊，街道禁行。今天在北京，又是遇到連戰車隊，又是禁行，真是見鬼了。”我安慰他說，連戰後來在臺北，就再也沒有這樣的待遇了，街道最終還是民眾的。 一個國家的自信，從街道禁行就可看得出來。假若真的如報紙所說的那樣國泰民安河清海晏的話，任何一個走在大街上的公民，都不會成為當局的懷疑對象。只有內心極為脆弱、對自己極不自信的人，才會拼命保護自己，哪怕不惜去傷害別人來保護自己，這樣人人都是他的敵人了。 21 agosto 剧作枯竭，只因有总局台湾旺报专栏 中国广电总局近来有些心神不宁。尤其今年上映的神话电视剧，让广电总局颇为恼怒，下令一些剧组进行题材整改。例言之，《牛郎织女》中玉皇大帝搞三角恋，《白蛇传》里法海和尚爱上白娘子，诸如此类的乱点鸳鸯和荒诞改编，民众早有怨言。按理说，这本是功德无量之事，但细究之，广电总局治标而不治本，恐非良策。 中国的电视屏幕，恐怕是全球最为无聊无趣的。电视剧每年产量一万五千多集，一多半都是卖不出去的劣质品。稍微有点影响的剧作，不是红色剧就是家庭肥皂剧，情节大同小异，台词简单无味，几乎没有能看的，这就是电视剧产业的现状。网路上，美剧和韩剧则大为流行，有民众彻夜不眠地下载美剧观看，对国产剧作嗤之以鼻。 神话剧的粗制滥造与荒诞不经，更让人大开眼界。古装神话剧成本低廉，运作时间短，相比而言收益稍丰，故而大行其道。此外，由于神话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较远，故而较易获得广电总局的题材审批。既然拍得“滥”，自然也容易拍得“烂”。如今神话剧也被限令整改，中国的电视剧导演，几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投拍。 当代题材，如果照现实拍，那显然是给和谐社会抹黑，而且条条框框太多，吃力不讨好，能上映的剧作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中共建政初期的反右、饥荒、文革等题材，都属于重大历史问题，也不能碰。民国时期的题材，只能说共产党的好话，很难把握尺度，好话说多了，是对历史不负责，好话说少了，是对广电总局不负责。 广电总局对国民党的态度，几经变化。早期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剧作，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批。连战登陆后，情况有所好转，可以稍微反映国民党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但也不能推翻中共早有的“历史定论”。比如，就抗日而言，敌后抗战的篇幅要多于正面战场。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要求，对历史稍有认知的导演都不能接受。 反映民族、宗教、边疆的剧作基本没有。举个例子，新版《神雕侠侣》第十三集，郭靖黄蓉召开武林英雄大会，盟誓之时，郭靖说要赶走蒙古人，武林群豪齐喊“驱除他们，保卫国家！”原着我不大记得，不晓得“他们”是“哪们”，但是，此处按上下文意思明显应为“驱除鞑虏”或者“驱除异族”。后来，金轮法王被打败，郭靖称“他们被打败了”，而不是原文的“蒙古鞑子”。朱子柳与霍都王子比武之时，在其扇子上写了“尔乃蛮夷”四字。在本集中，“蛮夷”两个字却根本没有写到扇子上，不过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历史剧也是如此，不能涉及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凡是能上映的，必定是经过了广电总局的“建议”。热播的《施琅大将军》，把叛国逆贼施琅刻画成对台统战英雄。这样的手法如出一辙，以今日之标准，定昔时之是非。如是，则《秦桧大丞相》、《兆铭总理》都可以拍出来了。 在中国，问题越多的领域，越是被严格控制。剧作家们如今已经没有充分发挥的创作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拍不出《变形金刚》或者《哈利波特》的原因——有广电总局在，到处都是禁忌。创作自由是导演和剧作家拍出优秀剧作的前提，如果不正视这个原因，中国永远没有伟大的电视剧。 证件大国如何建成公民社会东方早报评论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谍中谍3》，有一部分场景在中国拍摄，最具中国特色的镜头，乃是一面墙上的“办证”二字，还附了一个手机号码。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手机号码。办证的小广告，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可见中国人是多么需要证件。最近有网友总结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至少需要办80个证件，引起网友的强烈共鸣，有人结合自身经验，认为远远不止80个证件。 证件是历史的产物，战国时代的虎符、秦汉时代的印鉴，均是证件之一种，其功能首先是证明身份。汉代以后，官员的名刺、谒帖开始出现，这种谒帖自己在竹片、木板上写一个就成，跟名片的功能相类。唐僧西天取经，全部证件只有一个，就是通关牒文，说白了就是护照，这已经是由政府颁布并登记在案的身份文件了。 古代户籍制度建立健全后，对普通百姓而言，并无身份证件的困扰。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也简单，不需要百姓频繁证明自己是谁。现代社会则不同，身份标识变得极为重要，动辄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能力或者个体状态。证件的存在有其必要，但明显中国的证件种类繁多、办证程序繁琐、证件管理复杂，往往让人疲于奔命，使得百姓叫苦连天。 毋庸置疑，证件无疑是对公民进行人身管理的一种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饭买布都要供应证，共产主义一直落实到胃部。在供应短缺的年代，有证也不一定有吃的。当时农民出行，要公社出具证明，才能买到汽车票、火车票，迁徙自由也成为空话。最根本的吃饭问题都依赖证件管理，可见人身控制之严格。改革开放后，人身控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如今的证件，恐怕每个家庭都像宝贝一样集中收藏，不敢稍有闪失，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证件会被要求出示。举例而言，一个公交车司机，要随身携带12个证件才能上岗。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证件——比如暂住证，一个朋友在北京都买房10多年了，他还一直是暂住，暂时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证的房子里。 之前武汉有个报道，一个在武汉工作的青年，早年在孝感的一个国营工厂落户，后来工厂倒闭，他立刻成为黑户。在办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孝感不给办，说是原落户地已经不存在，武汉也不给办，说是没有在武汉买房子——他也买不了房子，因为没有身份证。在碰壁无数次之后，他觉得自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除国籍了，他甚至还在网上寻求他国的接纳。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由此可见中国人苦证件久矣。有许多证件，根本就是部门利益在作祟。比如学生求职有学历证学位证还不行，还要配一个证明该学历学位为真品的鉴定证件。照这个逻辑，这种鉴定证件完全也有可能造假，那就再出具一个鉴定证件为真品的再次鉴定证件。每一个证件都代表一种权力，每一次收费就是这种权力的变现。 个人证件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但同时也让政府管理模式变得机械化和效率低下。增加一个证件，某个部门说了就可以，而取消一个证件，则要协调大半年。证件发了之后不加管理，那证件也形同虚设。去年牛奶出事的时候，每个厂家都是证件齐全的合法企业，但照样不能防止恶性事件的产生。 要命的是，许多证件之间还有关联关系。比如你要开一张证明文件去证明另一个证件的合法有效。有时候证明内容千奇百怪，比如证明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证明自己被偷窃了；证明确实有杀猪的权利；证明某时段在某处，不一而足。百姓编了一句顺口溜，部门权力证件化，人身权益许可化。好像中国人民天生就是坏人，非得四处找证明才行。 当然，对于一些涉及公民利益的职业，比如医生、教师、检疫员等人员，正规的证件必不可少，但对于可有可无的证件，能少则少。信息化时代，一张芯片能够容纳的信息足够多了，能合并就合并。例如准生证、火化证这种在国外听来骇人听闻的证件，不如直接取消了好。证件大国并不是什么褒奖，只能说明权力对于社会的渗透有多么严重。 各类证件证明和公民的直接权益挂钩，其后果就是公民权益容易被损害，且又给假证生存空间。证件越多，个体越不自由。对关涉公民权利的领域，至少应该由公民来做主，而不是靠证件来管理。我很不同意成龙说的“中国人就该被管”，至少在农业社会，基层自治让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极低。建设公民社会，要首先让公民减轻证件重负。 04 agosto 公民社会，需要如此“间谍”原刊搜狐 河南青年王清因为要求政府部门公布“三公消费”，竟被一些部门认为是“间谍”来刺探“情报”，甚至人身安全也曾受威胁。三公消费是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这些信息，本来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列范围之内，理应主动公开。如果让公民千辛万苦去索要，政府显然已经失职。 三公消费的款项皆系公民所纳之税款，政府系由公民养活的服务机构，这笔钱如何花的，当然必须让公民知道——以上是法理上的说法。不过呢，在咱们这儿，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如果万事都依照法律，恐怕也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咱们这儿的行事逻辑其实是另外一种。 以前在公民对三公消费还没有直观感受之时，钱怎么花从来想不起去问一下。如今权利意识觉醒，当然要问个究竟。但地方政府此前作威作福惯了，这种事儿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就往死了花。比如上面要限号行驶，那我就再买一辆车，反正都是国库出钱。如今老百姓一问，他们才意识到这样花钱是个十分羞耻的事儿，当然不好意思公布。 当然，对于这种让政府难堪和不爽的人，历来就是被贴上“刁民”标签的。这种人，立刻会被划入阶级敌人序列，从不会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是以敌我矛盾处理。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几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不过这种做法也忒低级了一些。一些地方领导，听说上面抓了几个什么间谍，又受了《潜伏》这种黄金肥皂剧的影响，也来跃跃欲试。 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就有上行下效之说。很可能中央的一些决策和讲话，到了地方和基层，就成为活学活用的教材，从金字塔尖开始直到塔基，变成一个模样。这还不算完，在此过程中，高层的意志和主张被一层层放大，相反，底层的意见却被一层层压制。假如上级出现错误，下级又“创造性发挥”，错误只能越来越大，底层意见被层层封锁，高层反而不容易获得真实信息。 在河南这个事件中，地方官员对于法律的漠视令人发中指，只能假设有两种可能。首先，这些官员根本没看过《信息公开条例》，这样非常令人心寒，因为官员不仅不懂法，还刁难懂法的群众。其次，假设他看过这部法律，但丝毫没有任何愿意遵守该法的意图，那就更令人心寒，有法不依，保护公民权利势必是一句空话。 政府不仅习惯了权力中心的位置，长久以来，还努力维持信息中心与真理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信息，它在分辨之后才决定哪些可以让百姓知道哪些不可以。但是如今的形势不一样了，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服务机构，在政府治理方式需要现代化的今天，已经不能继续强行维持权力中心、信息中心、真理中心的地位。 政府需要习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举动和声音。政府治理水平也要不断提高，从戏文、电视剧以及新闻事件中学来的山寨做法，早已不合时宜。如果这样的公民是“间谍”，那把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改造成监狱，恐怕也装不下全国类似王清这样的“间谍”。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如果不要，人家绝对不会主动给。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其实是每个公民自身努力的结果。 31 luglio 公布高官情妇有助社会和谐原刊搜狐，已被墙 俗话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真是一点不假。西安秦腔演员王雅莉，因为被传为许宗衡之情妇，怒而将数家网站告上法庭。这个乌龙事件中，原告被告其实都挺冤枉的。原告因为长相不错，又是演员，还常去深圳，故而被好事之徒传为许之情妇；而网站没有采访权，也无法辨别信息之真伪，但又因为点击率因素，以讹传讹。 传媒专家喻国明认为这种个案属于网络侵权。从法律角度看，网站侵犯名誉权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赔偿道歉一个都不能少。但是网站以及传谣信谣的网友，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高官倒台，本来是个政治新闻；还有情妇，这又是个桃色新闻；情妇是个漂亮演员，那又是个娱乐新闻；高官倒台系由女演员供出，那简直是集政治新闻、桃色新闻、娱乐新闻之大成，乃是新闻中的极品。 这样的极品八卦，倘若不去打听不去搜索不去奔走相告，那人生将失去多少乐趣。可惜的是，女主角始终蒙着神秘面纱，姓名身高三围等基础数据付诸阙如，大家对高官的品味也无从揣测，只好从有限信息中去筛选。那一阵子，这种活动简直像个智力游戏，在我参加的每一个饭局上，大家都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讨论，许市长的情妇是谁？ 巨大的问号折磨得大家寝食难安，有的网友夜以继日地发动人肉搜索，把有限的几个条件列了出来重重筛选，结果刘某、汤某、章某诸明星均成怀疑对象。这种猜谜游戏风靡一时，北京出租车上的《百姓TAXI》杂志采访刘璇，文章标题赫然是《我不认识许宗衡》，真叫人大开眼界，我兴致勃勃得看了一路，末了还问师傅这杂志愿否卖给我。 是啊，她是谁？权力与美色、忠诚与招供，这些关键词让关心政治且同时关心女人的网友们上天入地求之遍，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挖出来。而且，作为对官员的监督手段之一，这种兴趣不但不显得低俗，反而有助于监督，同时也是落实公众知情权的一种手段。之前成克杰以及杜世成的情妇，组织上也都公布了，群众情绪也很稳定。 许的情妇却不见组织上有什么交代，于是谣言满天飞，许多女明星在接受访问之时，都主动说“我不认识许宗衡”，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连深圳都不敢去了。群众尤其是演艺界群众，情绪非常不稳定。明星跟腐败官员搞在一起，本身就说明她不是那种德艺双馨的主儿，曝光就曝光了。党培养一个高级干部多么不容易，那么多的成本都打了水漂。连我这样的围观群众都看着心疼。 何况，这种事情迟早也瞒不住，说不定演艺圈内早就传开了。咱们也不是说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只是公布身份有利于大家监督。比如陈同海杜世成的案子，如果把李薇这个女人早点揪出来，不至于那么多干部都上当吧。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许市长这里栽了，万一又跑去祸害王市长张市长，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何况，咱们这儿官员的定力都不大好，新华社说95%的落马官员都有情妇，可见监督官员还不够，情妇也要纳入监督。 古人说得好，宜未雨而绸缪，公布情妇的名字，不仅能有效监督官员，还能有效防止下一个官员被同一个女人搞到床上。比如王雅丽这样无辜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可能被无中生有的谣言击中。法院检察院也不必再搅和这种芝麻大的小事，省人省钱省力。说大了利国，说小了利民。和谐社会怎么建设？就要从这种小事情做起。 我们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我完全有信心，大国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情妇吓着。一个情妇的名字绝不会成为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公布情妇姓名，不仅仅为了社会稳定，也为了反腐败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娱乐界也不会慌乱成一团，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后，被友军误伤的升斗小民，也能睡个安稳觉。 30 luglio 是不明真相，还是眼睛雪亮？原刊东方早报，有删改 20 luglio 民进党与两岸论坛的新契机在可见的未来，民、共两党暂时还无法就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如能先在这个平台相互熟悉并表述异见，或许更有利于两岸和台湾的未来。
7月12日在长沙闭幕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民进党人的出现，显然是论坛的最大亮点。前立委许荣淑、前农委会主委范振宗备受瞩目地坐在贵宾席第一排。此次来参加两岸论坛的民进党人共计十人，系由国台办新近成立的政党局出面邀请。许、范二人来大陆参会并不顺利，民进党发言人甚至声称不排除开除二人党籍。 此次两岸论坛并未如前几届那样简称“国共论坛”，马英九此前在接见代表团之时，特意强调并非“国共论坛”，大陆的报道也不提“国共论坛”，两岸两党均心照不宣，可见两党有意打算让两岸论坛容纳新内容——使之成为日后两岸各个党派共同的协商平台。民进党人的出席，使这种构想有了小小的可能。 不过许荣淑、范振宗并非是民进党的大人物。许虽是创党成员，但卸任后实力大减，范做马英九的国策顾问，与民进党也貌合神离，故而他们只能算是民进党的边缘人物。但即便如此，民进党仍是不能允许他们访问大陆。民进党青年部主任赵天麟说，“国共论坛正名为两岸论坛是换汤不换药的作法，中国刻意营造在一个国家内各党派的聚会，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之下，这是司马昭之心。” 这种表态可以体现出民进党背对大陆的鸵鸟政策。在两岸交往已经如此密集的今天，不与共产党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民进党的亲密朋友张荣发、许文龙早就意识到两岸的未来的交流趋势，这是由台湾的地理位置所决定，无法更改。其后林浊水、苏贞昌、吕秀莲诸位大佬也提出要跟大陆接触，但深绿人士却一直坚持不接触的方针，党内也无法取得共识。 这就出现了民进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一方面频频在两岸问题上发言，希望国民党在尊重自己意见，另一方面又希望不跟中共接触，巴不得离中共越远越好。在两岸密集来往的今天，民进党动辄就要表态、要反对，却从不试图让中共听到自己的话。民进党反对中共只敢在岛内反对，那跟之前就没有区别。 此外，马英九决定参选党主席之后，曾表态说未来两年马胡会不大可能，这也传达出了另一个信息，即未来两岸论坛他不会亲自参加。两岸论坛这个管道，一来他并不熟悉，这是国民党的禁脔。二来，民进党一直在抨击两岸论坛是国共两个执政党的把戏，伤害民主程序，那么马英九就需要淡化这种色彩，尽量弱化其作用，或者就让两岸论坛变得开放。 在吴伯雄离任党主席以后，任何一个接受马英九委托的副主席前来两岸论坛，都不会再受到连战或者吴伯雄那样的高规格礼遇，也不会出现连胡会或胡吴会那样的高峰对谈，那么两岸论坛在两岸协商中的作用势必要减弱。而北京也看到了马英九的表态，为避免这个平台被弱化，所以要给两岸论坛增加新的内容，以便维系并提升这来之不易的交流平台。 那么，邀请民进党参加两岸论坛，便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最有效最直接的不二之选。国共论坛变身两岸论坛，则台湾各党派、团体、基金会皆可参加，两岸可以交流的空间与内容也就骤然放大不少——尤其是中共长期表示愿与台湾在野党沟通歧见，求同存异。国台办政党局正是因循这一思维而成立。 两岸论坛的转型，是民进党向西转头的契机，这也可算做共产党主动向民进党伸出的橄榄枝。在可见的未来，民、共两党暂时还无法就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如能先在这个平台相互熟悉并表述异见，或许更有利于两岸和台湾的未来。 从前，有个城市叫南京
国共平台的变与不变党对党交流，对于大陆而言再好不过，对于台湾而言，却有繁琐的程序与政治原则。
马英九意图接掌党主席以来，外界对此举最直接的猜测便是：国共平台将会压缩。这也难怪，自任命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以来，马英九对国共平台的疑虑，从未停止。国民党的衮衮诸公天天飞向北京上海，倘若没有狠一些的刹车皮，恐怕不会太让他放心。兼任党主席，至少国共平台的轻重缓急能够控制。 国共平台的形成时间早于马英九的上任，党内大佬用了三年时间，使得国共接头成功并逐步建立互信。至国民党重新执政时，有许多项目早就在国共平台讨论过了。这期间有一年半的时间，马在当党主席，但他与前任连战和继任吴伯雄不同的是，他这位党主席从未来过大陆，都是副主席来的。盖因马对中共的疑虑仍未消除。 无可否认，在两岸两会启动复谈之前，国共平台来做前期沟通工作，乃不得已为之而。此后陈江会以两会管道协商，且经过政府授权，至少在程序上没有了瑕疵。但问题在于，国共平台看上去太像国民党给马英九戴的紧箍咒了。国共平台的许多协商，只不过是等待海基会、陆委会去敲个章。这也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卖台”的一个证据。此外，国共平台的民意基础也很成问题。 从某种意义而言，国民党是因为马英九才重新执政的。两岸政策的主导权原在总统，谁料现在几乎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禁脔，这着实让马英九有些不爽。马英九一说要兼党主席，党内反对声一片，就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分肥了，突然要换个老大，当然不会太受欢迎。但是许多国民党大佬都忘记了，倘若不是特别费，马英九以党主席之尊就任总统，他们是没有话说的。 从短期看，严守党政分际的马英九，暂时还不会削弱国共平台的作用。两岸沟通的管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国共平台还算较为有效的一个，许多私房话可以说。但马英九又说，“国共平台不要只局限于国民党，大家都可以参加”就有些殊不可解。也有国民党高层说要扩大国共平台的民意基础，也是无稽之谈。老百姓连自己亲手选出的政府也不会相信，谁会相信这个当年声名扫地的政党呢。 国共平台的建立，相当程度上还是考虑到大陆的政治体制现状。以党领政与以党辅政，差异甚大。中台办和国台办虽是两块牌子，人却是一样。很难想象，国民党这些副主席们会与陆委会的想法一样。故而，党对党交流，对于大陆而言再好不过，对于台湾而言，却有繁琐的程序与政治原则。 对于马英九而言，当然更看重后者。王毅在美国的喊话已经明白无误地释放出未来要谈政治的信息。这已经不是国共平台所能决定的内容。对于主权问题，他面对的是全体选民而非全体党员。国共平台最多试探一下彼此的底线，毕竟很多话只有两党关起门能说。而且对岸也更看重这个管道。 两岸未来的协商更加专业化，且党政分际原则也始终在约束国民党，许多需要政府出面的事情，国民党终究无法代言。即以此次ECFA来说，也已逾越了两岸两会的权限。如果真如马英九所说，两岸能够达致关系正常化，恐怕国共平台终究会褪色。 吴主席的位子问题按照国共论坛的约定，国共两党领导人至少一年会谈一次。马英九兼任后，如果确因身份问题无法前来大陆，那也很难找一个能够代替他与胡锦涛见面的人。
6月15日，是国民党党主席换届选举的领表日。按照台湾媒体的解读，马英九已经铁定要参选党主席。到底是吴伯雄留任还是马英九兼任，府方党内各自有人放话，国民党内部早已吵得鸡犬不宁。这个时候，最应该被抱怨的人，该是邱毅。 若不是这位爆料天王揪出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恐怕马英九的市长特别费也没人想得起来。那样马英九主席就不必因为特别费而辞职不干，吴伯雄这位早已打算荣退的第一副主席，也不必火线接班。当然，这只是个假设，现实问题是，吴伯雄该怎么摆？ 不过，也只有国民党这样的百年老店才会遇到这样无聊的问题。2005年十七全之时，马英九大力主导国民党进行民主化转型，企图尽快摆脱党内强人主导的局面。谁料四年过后，马英九却不顾党内呼声，强势兼任党主席。至于吴伯雄，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腹稿，但都有各自的缺陷。 假如去海基会，江丙坤刚刚被慰留，可能性不大；增设荣誉党主席，连战会不爽，这个位子的含金量也会打折扣；下届参选副总统，萧万长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健康；去做总统府资政，可十二年前早就做过了……总之，吴伯雄似乎只有荣退一途，除非国民党愿意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6月1日吴伯雄在南京被媒体问到党主席安排，吴伯雄说，国民党主席的产生有其民主机制，一切照着机制走。殊不知，这么多年来，国民党主席其实从未照着机制走，只是照着国民党的“党文化”惯例在走。在台湾独裁38年的国民党，经过8年在野，尚未摆脱独裁政党的行事惯性，以致在人事问题上动辄得咎，左支右绌。 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极为艰难，这种“党文化”即是肇因之一。孙中山去世，尊为永久总理，蒋中正去世，尊为永久总裁，连战卸任，尊为荣誉党主席。党章中还要求党员“恪遵总理、总裁与蒋故主席经国先生之遗教”，历任党主席中，除了胡汉民和李登辉外，其他都被供起来了。凡是退休的，只能上不能下，非得安排个位子、戴个高帽子才行。 国民党还没有丧心病狂到把退休领导人写进宪法，却也让自己头痛不已。正唯如此，吴伯雄的出路才成为问题。列宁式的集中制政党，通常都有这个弊病。国民党的本土化的民主化，本来是它极为可贵的新资源，却在被这种政党惯性慢慢消耗。国民党执政半个世纪，从来都是总统兼任党主席，也无人质疑，唯独如今在马英九这里却遭受普遍质疑。 老人政治的缺陷，国民党暂时还克服不了。这次马兼任党主席，牵涉对党务系统的全面接管，对立法院党团的渗透，反对声音比较大。如果马执意兼任，则要承担年底县市长选举、2012年立法院选举、总统选举的辅选工作。党务政务倒是顺畅了，但对选举的影响却还无法评估。按照国共论坛的约定，国共两党领导人至少一年会谈一次。马英九兼任后，如果确因身份问题无法前来大陆，那也很难找一个能够代替他与胡锦涛见面的人。 把吴伯雄供起来，另一个被供着的连战会有意见，让吴伯雄安然退休，又不符合国民党安排大老的文化。此外吴志扬参选桃园县长在即，未来党内仍会风波不断，吴伯雄的位子问题，牵涉颇广，如不稳妥以待，国民党难有宁日。 注意！谈政治了!马英九总在抱怨“党政不畅”，山头派系斗争不止，他又无能力搞定，只好要兼任党主席。
此次胡吴会后，台股大涨200多点，ECFA的提振效用不讲自明。如无意外，下半年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当无悬念。2009年元旦前，在纪念《告台湾同胞》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的胡六点颇为外界瞩目。这次胡吴会上，胡锦涛再次就台湾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在“新胡六点”中，删除了旧有提法中的“扩大两岸交流与人员往来”。陈菊登陆后，两岸交流与人员往来显然已经不是问题。“新胡六点”中，最重要的表述则是，“积累经验、逐步破解难题”。这是北京第一次郑重呼吁“破解难题”，可见稳稳操盘的北京，如今也有些坐不住了。 马政府上任后这一年中，两岸先后签了九项协议，可谓进展神速。经济议题中的大项目已经告一段落，ECFA如能在年底签订，往后能谈的就不多了。虽然马英九一再声称经济还要谈三年、第一任期不涉及政治议题。北京现在首先发话，国民党还未能及时作出回应。连日来，也甚少看见台湾媒体讨论“破解难题”，但这个提法，台北不能等闲视之。 马英九直至现在，还未能做好讨论政治议题的准备。国民党在短期内绝不会就“破解难题”作出回应，它甚至连自己的内部问题都没能处理好。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尚未有明确态度，老一代党国大老吴伯雄的新位置也无定论。内部的各方山头都摆不拢，外部也没能和蔡英文及民进党达成共识，如何抽身去应对北京抛来的难题？ 假如江丙坤递交辞呈后，马英九顺水推舟同意，那吴伯雄就有着落了。但马英九跟第八任总统李登辉相比，显然魄力就小了很多。当年李登辉替换俞国华、李焕、郝柏村之时，是何等的纵横捭阖，这种高级政治权术，马英九是玩不来的。他总在抱怨“党政不畅”，李登辉何时有这样的抱怨？山头派系斗争不止，他又无能力搞定，只好要兼任党主席。 如果马能够兼任，他立即需要面对国共平台，甚至要做好登陆的准备。如果北京放行，马英九能够参加今年年底的新加坡APEC会议，顶着“中华台北”领导人头衔的他，与胡锦涛就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会面。至于随后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马英九准备好了么？ 胡锦涛口中的“难题”是什么？当然是主权问题。马的“三不主义”和大陆的“一国两制”显然都不是对方能够接受的论述。银弹与导弹既然已经不易抵挡，政治议题的筹码当然就更少了。虽然北京一再说，“什么都可以谈”，但国民党却十分清楚，“什么不可以谈”。这才是真正考验它的地方。 贴几篇旧文6月3日之后特别忙碌，几乎没时间更新博客。另一个原因是5月份申请了twitter，基本都在twitter玩了，几个博客疏于管理。最近给纵横和南都、东早写的几篇文章先贴上来。我的twitter账户是@jajia，欢迎follow。 马政府有没有危机感纵横周刊台湾200915 5月20日当天，台股微涨，这是自2000年以来，唯一一次没有下跌的520。这已经是给马英九最好的礼物。马就职一周年来，有数不清的数据可以拿出来给外界看，证明国民党搞经济确有一套，但这些数字迷雾后面，有多少确是马政府的真实政绩？ 这一年来，若非对岸坚定不移地给予国民党大力支持，恐怕这个烂摊子比现在会难看很多。毋庸讳言，北京的“牛肉攻势”效果尽显。与此同时，马政府在两岸议题上的主动性也越来越少，被牵着鼻子走的国民党，似乎还看不到未来的危机何在。 几乎每周都有两岸高层人员互访的行程，直航之后，来北京变得更加方便，各种论坛、会议、协商从未间断。本来急于追求两岸统一的北京，突然变得不那么着急。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台湾反而变得有些焦虑和迫不及待。一直无法掌握两岸节奏的北京，此刻稳稳控盘，不急不徐。 从远期看，台湾经济的恢复却不可乐观。在大陆政策牛肉出尽之后，仍需依赖本土实体经济的复苏。有六成民众已经对产业过分依赖大陆有危机感。这对马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诚然两岸的关系在不断热络之中，但支持台独的民调数字却在不断上升。政府在经济上依赖大陆，民众在政治上脱离大陆，国民党能否掌握其间分寸，颇值得一问。在可见的未来，两岸关系势必会因为这一对矛盾而陷入临界点。 去年胡六点发表之后，北京通过各种渠道与绿营建立联系，此次陈菊访问大陆，各方好评如潮，显示北京已经开始认识并理解的台湾政党轮替，并试图与在野党进行沟通。谁上台谁下台是民众说了算，北京不能指望一直跟国民党打交道。对于红、绿两方而言，跨出这一步，国民党在岛内主导两岸议题的特殊地位将会逐渐消失。 选前两党宣称的和解共生，这一年来完全看不见，而且还有更加对立的趋势。各说各话与相互攻击造成太多内耗，整个社会对政治议题很难达成共识。两党各有责任，虽然国民党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但作为执政党的顢顸自大更容易让民众反感。弥合社会裂缝，是其几乎难以完成的难题。 马英九政府的罩门是主权问题，但这届政府，偏偏在主权问题上最容易授人以柄。在蓝绿依然对立的状况下，任何对于主权问题的努力，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但模糊的“一中各表”，显然不能给马英九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陈菊都能在北京说出“中央政府马总统”这样的话，国民党衮衮诸公口中的“马先生”就显得太软弱无力。 目前更为外界关注的问题则是，马英九政府及国民党如何在理念及价值观上超越民进党。后者已经在5月26日向立法院提出关于大陆一些政治问题的提案。占据立法院大多数议席的国民党籍立委将对此表态。如果在6月2日的院会中未能通过决议文，那么国民党则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可言，这对其的冲击将十分巨大。如无意外，马英九将于6月4日在返台的飞机上发表一份讲话，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在海峡上空飞来飞去的国民党，好日子不会太多。倘若在未来的政治性议题掌握不了主动权的话，恐怕国民党这一年来的努力，只会变成诸位党国大老的美丽回忆。 19 maggio 经典重温：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刚才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介绍的情况说明，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五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最近，甚至铁路干线上的火车也遭到拦截，使交通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 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已经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请愿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连，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极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不要伤害好人，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而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首都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必须强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的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的负责同志、广大教师和同学们，为劝阻游行示威、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做了大量的极其艰苦的工作；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做出了很大贡献；机关、工厂、商店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对这一切，党和政府是感谢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同志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做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纪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进行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祥做，相信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为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在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11 maggio 别累坏了连爷爷 中国人向有“视死如生”的传统，即孔子所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此对祖坟、宗祠极为重视。朱元璋登基之后，向前追封三代，设祖陵于江苏盱眙县，被称为“明陵第一”，加以祭拜。这种追三代的做法乃是常例，再往上就不大说得清了。可是，湖北广水居然将祖坟上溯三十一代，这就很让人吃惊了。 经济还能谈几年 第三次陈江会的三个议题为定期航班、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金融协作，并签署协议文本。5月的海峡论坛，被称为国民党新生代的朱立伦率员参加，国民党内给予极大期待。 2009年是两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年份。两岸人员跑马灯一样穿梭往来，经济层面的沟通与会谈进展颇为顺利。马英九却在前日定调说，经济问题还要谈四年。很明显，马政府不想让两岸步履走得太快，有意控制两岸复谈的速度。因为照目前的速度，很可能到马在任的最后一年，经济议题就已经全部结束。 马政府上任以来，在政治议题中，取得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外交休兵，二是世卫观察员。如无意外，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将允许台湾进入观察员行列。因为岛内经济状况实在太糟糕，这两项进展自然成为马政府着力宣传的政绩。 政治议题的敏感性，使得马政府畏首畏尾。也只能在这些“维护主权”的层面下手，一旦涉及两岸定位，则必然被在野党冠以“卖台”标签，动辄得咎。马英九早前曾经夸口的台湾软实力还不能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因为两岸经济谈成这个样子，台湾在经济层面已经离不开大陆，自然在政治议题上缺乏谈判筹码。 自大陆而言，则完全掌控了两岸复谈的节奏。现在台湾取得的两项政治议题成果，不客气说，都是大陆网开一面的结果。许多政治议题，本来需要两岸协商，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就成为予取予夺的简单行为，比如世卫观察员的年审计划，比如外交休兵乃是因为大陆主动回绝。而北京意向中的政治议题绝非这么简单。 表面看，两岸确实进入了实质协商的时代，但同时，北京要和平统一，台北要对等分治，在北京还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当然希望政治协商来得越早越好。此次博鳌论坛中，温家宝与钱复的会谈从预定的二十分钟延长到五十分钟，许多原本没有打算交流的话题，温也主动提出，显示了北京在绝对控盘之后的急迫感。 最近两次立委补选，投票率仅为四成，马英九三成的人气不知何时才会回升到上任前的五成七。也就说，2012年的选举还是未定之数，假如民进党上台，政治协商基本上无从谈起。虽然北京也积极邀请绿营人士来大陆参访交流，但实质响应的人不多。面对政权轮替的台湾，大陆的想法很简单，政治议题一定要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完成。但现在看来，恐怕难以一蹴而就。 马政府的政绩不彰，只能拿两岸的复谈成果来取悦选民，但问题是这陷入了一个怪圈：在北京的极力配合下，经济协商愈加顺利，政治协商就显得迫在眉睫，这恰恰又是马政府无法谈或者不好谈的地方。如果为了岛内的选票而制造施政业绩，那么马政府未来的牌就会越来越少。马英九虽然说三四年都谈不完经济问题，但现在剩下的项目，却也无多。 27 aprile 两岸经贸进入制度化阶段 第三次“陈江会”昨日在南京落幕，两岸两会签署三项协议，并发表关于陆资赴台的共同声明。假如说前两次“陈江会”是互叩大门投石问路的话，这次则是大幅度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三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经贸交流已完全常态化。未来两岸沿袭成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则政治协商他日可期。 自去年6月两岸两会复谈以来，短短十个月，签署了九项协议，使得大陆30年前提出的“三通”终于成为现实。两岸协商也从扩大交流层面进展到强化交流秩序，双方参与会谈的人员与层级更多更高，涉及的议题范围也逐次扩大。可以说，如今两岸交流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已远非三十年前的愿望可比。 接下来的第四次“陈江会”将讨论渔业劳务合作、农产品检验、两岸标准与检测合作、避免双重课税等四项议题。如无意外，每年春秋各一次的两会协商将逐渐增加新的会谈内容，不断拉近海峡两岸的距离。在基于共同利益与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正逐步巩固互信互利的协商轨道，并使之秩序化。 这三个协议对未来的两岸互动影响深远。航班改为定期，将极大促进两岸人员的往来便利，虽然尚不敷用，但已足解燃眉之急。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在过去更是不可想象之事。这意味着两岸的金融主管机关将来要到对岸去实施金融检查，再也不必委托民间团体。不论企业还是主管机关，都会节省交流成本，银行、证券、期货等市场，也会在此基础上陆续互相开放。 至于合作打击犯罪之举，则凸显出两岸当局对法治与制度的尊重。自1990年的“金门协议”之后，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的领域里合作甚微，以致许多在台犯罪的重大刑事犯长期潜逃大陆，有的还在当地投资企业，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座上之宾，因此一些台湾民众对大陆法治抱持不佳观感。合作打击犯罪，对两岸共同维持来之不易的经济合作环境至关重要。 马英九团队上任一年来，民调持续下滑，外界风评不佳。而两岸经济合作则使得台湾的实体经济状况有所改观。台股已摆脱阴霾，准备上攻六千点大关，台湾外贸的负增长也逐渐减缓。两岸的共同努力，使得马英九团队的政策已经渐有成效，正面利好消息不断传出。这为遏制“台独”在岛内的声势，创造了良好条件。 马英九在此次“陈江会”后高度评价会谈成果，也对未来抱有信心。他在4月22日与华府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视频会议时说，“台湾应跳脱过去八年内战及冷战遗绪”，由台湾的枢纽位置拼经济与铺陈两岸关系。他强调，他的政府重视的是台湾的“地理位置”而非“历史”。 由此可见，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必须西进与大陆合作，方能永续发展。马英九前不久有心要兼任国民党主席，除了内部考量之外，最大的可能是，他需要一个党内身份与中共高层交往。这已暗示出，马已经有了前来大陆的心理准备。 此次南京会谈中，双方一致认同经贸正常化和制度化的必要性，台湾方面期待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在未来亦会启动。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当下，两岸携手抵御风暴，共创双赢局面，亦为两岸民众之福。进而言之，未来形成的两岸三地共同市场，将使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此抟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为后来者奠下坚实之根基，极大程度上设定了两岸的未来走向。 马英九在博鳌论坛前说的“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开创未来”，与去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虽在表述上大同小异，但其意义未可小觑。两岸对现实与争议都已有共识，即循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之顺序，共同擘划两岸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回顾一个甲子以来两岸分治的历史，今日之两岸协商，堪为民族之大幸。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对海峡两岸未来合作，抱持极大之乐观情绪，也望两岸当局能以整个民族之未来为考量，共同擘划两岸愿景。 26 aprile 经典重温：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别，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21 aprile 火车票实名制的困难系人为制造 今年春运都过去好久了，如果不是近日某新闻周刊反对实名制的一篇文章，这种痛苦的记忆恐怕没人愿意再回想一遍。火车票实名制在两会上呼吁了好多年，铁道部从来视而不见。不过这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有些媒体居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实名制，就是跟人民群众过不去了。 礼崩乐坏的年代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我们需要保护孔子么 在中国想干成点事情不大容易。一些报道说刚刚开拍的电影《孔子》中，有孔子与南子的感情戏乃至三角恋，二十多个跟儒家有关的机构就坐不住了，联名给剧组发去公开函质疑，呼吁尊重历史，敬畏圣人。剧组立刻澄清说绝无类似剧情。这个事儿有多种解读版本，有人认为是剧组炒作，有人认为是儒学机构闲得牙疼。在我看来，感情戏乃至三角恋，并非一个负面描述，孔子就为什么不能有感情戏？ 19 aprile 台湾关系法下维持“现状”三十年 2009年4月10日，值《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签署实施30周年。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与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12日上午举办研讨会，并请马英九及美、台多位学者出席发表看法。在此前的3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第55号决议案，重申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不变承诺，并称该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
中美两国在1979年正式复交后，美台双方无法以国际条约规范双方关系，国会遂制订《台湾关系法》取代遭废除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法实施三十年来，事实规定和牵制了中、美、台三角关系，在海峡两岸形成了战略平衡。其制订宗旨说，“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并为其他目的。”现在看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立法目标已基本达致。
不过，时移世易，三十年过去，该法的时空背景都与制订之初大为不同。早在五年前，华府智库就讨论过《台湾关系法》未来的适用问题，认为应当修正该法，使之对台湾的承诺更加细致。台湾当局也多次试图促使国会推出《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台湾方面都感觉到，目前三方关系，已经逐渐向北京倾斜。
自内部而言，台湾在这三十年内完成民主转型，从独裁政体变为民主政体，并愈加成为一个自治自决的政治实体，这将使得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台独一旦成为多数人民的选择，冲突就会升级。目前多数台湾人民愿意维持台海现状，只是因为大陆并未放弃武统。冲突依然潜伏，这种不安全感，自会让台湾提出完善《台湾关系法》的要求。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世界地位日渐重要。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声音与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不可能与它的最大债权国发生太多嫌隙。《台湾关系法》长期以来遭受中国大陆的反对，认为这违反中美联合公报，并干涉中国内政。虽然说国内法在位阶上优于国际条约，但来自北京的压力也是日渐增加。
因此，来自北京和台北对《台湾关系法》的变化有着完全相反的期待，前者希望它能减弱甚至废除，后者希望能加强。而美国政府的不同分支——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对该法的修改态度，几乎也重复着《台湾关系法》建立时的倾向：前更亲北京，后者更亲台北。因为对于行政分支来说，受到《台湾关系法》的牵制，让它在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常常有政策矛盾之处。但立法分支认为，《台湾关系法》依然是保卫台湾不受北京控制的最后屏障。
目前，统一对两岸来说，并非眼下最急迫的议题。北京将“和平统一”修正为“和平发展”，暗示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统一只是一个终极目标，而非短期任务。这也使得华府在台湾问题上可稍微放心。如是，维持当下这种战略模糊，就成为美国不得不为之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唯一符合三边利益的政策。台湾不要奢望《台湾关系法》会出现对其更加有利的修订，美国也不会无限度地满足北京的要求。
马英九评价说，《台湾关系法》的弹性与最近两岸情势的和缓，为台湾、美国与大陆在共同合作的道路上提供了新契机，新的均衡将能够对各方创造出“三赢”的局面。这样的希冀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无疑，《台湾关系法》并不能承担如此重大的期待。
民间施粥，有百利而无一害原刊搜狐，有删节 曾引起巨大轰动的义务施粥摊，近日被叫停。一篇号称调查叫停真相的报道，也没有接近真相。《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这个粥铺不小心给政府“抹了黑”。不论如何，停止施粥，让人不免为之惋惜。林如新的施粥摊，其实是当代民间力量萌发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近古时期，尤其是宋代以后，施粥是饥馑之年的政府常态行为。地方政府会在粮仓附近设置粥棚，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不至于饥饿至死。大家在清宫辫子戏里，经常会看到这种场景。尤其是当皇上的，一定要去粥棚亲自施粥，以彰显其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天子情怀，有时候还会喝一口冷水，嘘寒问暖一下。 除了政府的粥棚之外，也有体制外的民间粥棚，比如宅心仁厚的大户人家和寺院。当时社会形态允许民间自治，以乡绅和宗族为联系纽带，基层自治搞得不错，不是特别大的灾荒，是不需要衙门出面的，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民国时期。粥棚后来就消失了。 民间粥棚不需要动用政府财力物力人力，属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明清时代，官方是鼓励民间及寺院设立粥棚的，不需要什么注册和卫生检查。如今的粥棚，假如要收费，那就是营业盈利行为，属于工商局卫生局等一大堆局子管，假如不收费，施舍做慈善，对不起，那你就是个“社会团体”，要去民政局注册。《东方早报》的报道可谓一针见脓。 或有人说，林如新的施粥摊让当地政府觉得难堪。这可能也是解释之一种，不过未经证实，不好妄自揣测。话说回来，咱们的政府为群众操碎了心，早年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救苦救难在宣传上那是一贯的，假如民间有人替政府来救苦救难，那确实是让政府面子上不大好看。假如赤脚大仙跑去五庄观救活了人参果，观音菩萨当然会暗自不爽。 为什么个人不能施粥呢？施舍和做慈善也是公民的权利，剥夺不得。何况这还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不论从矛盾论、三个代表还是八荣八耻、自力更生上看，都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至于社会团体的注册问题，我以为，只要有利社会和谐和百姓安康的事情，多允许注册一些社会团体，对群众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就搞不清楚有关部门到底在担心什么，他们的思维总是跟常人不同。 有件事情跟这个类似，颇值得一说。我在北京地铁里，经常听见喇叭鼓励大家自觉抵制乞丐，我就非常想不通，一个失去土地、失去生存能力、没有医保和就业保障、且只能出卖尊严的人，社会就是他最后可以依赖的屏障，倘若这个社会抛弃了他，那还有谁能为其提供生存的条件？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咱们儿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往往的生命。有了地铁里这个扩音喇叭，世界就离他很远。 有年冬天我下了夜班回家，在铁道部信访室门口的墙角里，发现一个冻得已经不能说话的老人。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只能用迟滞的眼神跟我交流。后来我拿了一床闲置的被褥给他，还有一杯热水和两个烧饼，他已经无法用语言表示什么，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明显感觉出，他对这个社会是何等绝望。 林如新的一碗粥，很可能就是《警察和赞美诗》中的那首赞美诗，让绝望的人对这个社会还抱有一点希望。而这一点点希望，也许就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东西。斩草除根如果做得太彻底，必定会遭受未来强烈的报复。抵制乞丐也罢，叫停施粥也罢，都还算是小事，但是不能扼杀了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一点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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