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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5

    河山何日得珠还

    东方早报书评,发表时有很大改动

        国庆甫近,秋寒渐起,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1928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京的新政府,为彰显其正统,在建国之时,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十数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南面与北面,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这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巨大广场,一直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指针之一。当孙中山的画像第一次取代列宁和斯大林之时,曾引起外国媒体的一致猜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为白驹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份量。
        沧海桑田的变幻,一姓之兴亡,宗庙之变迁,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原系平常之事。百姓的颠沛流离与苟且偷生,庙堂之上又有几人得睹。贾谊说的“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本就不是政治家愿意检讨之事。然则,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死生,公也。但真正重要的生民忧乐,却并不为人重视。在宏大叙事的书写惯性下,几句轻描淡写的“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就将政治的无情悄然掩饰。
        沧桑之叹,人皆有之,而小人物之运命浮沉,却不常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开篇一章,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19491月自浙江淳安赴广州军中探夫,随后便随大军南撤,在海南岛登船赴台。多年回乡之后,当年千山竞秀的淳安古城,竟已变成沉睡水底的遗迹。
        应美君1949年离开之时,古城里街市太平,安详得像以往的千年一样。短短十年之后,因为大跃进修水库,新安江在这里被断流,原来林立栉比的数不清的山,变成了岛。淳安城的千年的人文繁华,俱往矣。如今这里叫千岛湖,水下那个1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只存在于应美君的记忆之中。
        人们劝寻找父亲坟墓的应美君遥祭,这个要强的老太太冷冷地说,“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沧海桑田的变幻,在她这里,是如此的具体和残酷。应美君50年前离开时的那不经意的回头,居然就是对这个古城的最后一瞥。她在火车上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
        那些当年被迫搬迁的淳安人,散落到安徽、江西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同样是1959年,有数万人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搬迁到北京丰台的乡下,从皇城根儿到荒郊野外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公开抱怨,一切为了国家。抛开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节点,不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承平年代,中国人总有不同的痛苦历程。
        每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恐怖和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可以视作是她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尤其是一部国共内战史,究其本质上说都是就是一部血泪史。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应美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05月,在国府撤退台湾半年之后,在舟山群岛上,不满14岁的少年姜思章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兵到台湾。1982年他突破禁令,偷偷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随后回台发起“返乡运动”,与国民党的禁令做不屈斗争,最终促成了1987年的开放探亲。两岸一水相隔,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四十年。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60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去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1949104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而在此时,北京的新政府正在与“全国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全国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128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他1210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101日到128日,中国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各自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即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双方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远超过引用列宁与斯大林。虽然当下的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渊源,但就实际而言,今日之马列毛邓思想及理论,已经过共产党人的一再延展,融合了几代领导人的新思维,成为治国圭臬。
        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但台湾地狭人寡,转型之艰难较之大陆,恐怕更容易一些。目前,孙中山作为两岸共同认可的“国父”,不应当只是偶像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或可从其思想资源中汲取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资源。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
      “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墨尔也认为大陆长期以来对蒋的评价,显失公允。六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承袭的历史任务——将此不堪之中国,变为一独立之现代化国家——被毛泽东和他的继任完成。同时,台湾也结束了独裁政权,建立起民主政体,被称为世界华人民主的典范。两岸各擅胜场,如何相互借鉴乃至融合,都是考验当下两岸政治智慧的课题。
        一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该再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龙应台就说,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对内战的亡魂有一个追悼的仪式。
        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追悼。仪式做给亡魂,但活着的人在看,“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是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1959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以后是要写到书里的!”写到书里,就是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

    Comm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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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宜wrote:
    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 我怎么看到过一种说法,说毛喜欢西式建筑,认为城市建设典范是青岛,所以才大肆拆毁城墙之类
    Nov.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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